□顾祥明
国庆前夕，收到了学生的一则祝福短信。短信中还留下一句：“老师，快要回母校和大家聚会了，此刻我的心情特别激动。”
放下手机，我的激动也不亚于发短信的学生。30年的时光，在她那里是奔赴；可在我这里，却是一阵猝不及防的回响。因为她口中的“母校”，是如今犹在的校园；而在我这里，关于“母校”，已经无处可寻，只剩下一些散落在时光里的记忆了……
我的小学是口四圩小学，就在我家村子的东头。它实在不像个学堂，倒更像一个被岁月遗忘的旧梦。主建筑是一幢不知来历的老宅，木质的排窗又高又大，漆色早已剥落殆尽，露出木头本来的、灰败的纹理。大人们说，那是旧时某户人家的宅邸。我们就在这宅邸里，咿咿呀呀地开始念起了“天地人”。学校是没有围墙的，几户邻人的屋舍便做了它天然的藩篱。我们进出学校只有东、南两个门。东门是正门，我日日走的是那处狭窄的南门。最怀念的，是散学时的光景。我们排着队，由一个高年级的“路长”领着一个生产队的所有学生鱼贯而出。那“路长”二字，在童年的我看来，有着无上的威严与荣光。后来我五年级时，竟也做了“路长”。我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胸膛挺得高高的，仿佛不是领着回家的小伙伴，而是率领着一支得胜回朝的军队。那份纯粹的、小小的骄傲，至今想起，嘴角仍会泛起一丝笑意。
待到上初中时，路途便远了，有两公里多。初中学校名字叫“迎江初中”，那时人们都管它学校叫“迎江民中”。民中没有像模像样的“校园”，只是一排孤零零立在路边的房屋罢了。那时节，读书仿佛是件可有可无的事，许多同伴小学毕了业，便不再继续念书了。我们这两个年级、四个班的学生，就在这马路边的教室里，听着车马人声，跟着老师懵懂地度日。读初一那年，正赶上1976年“闹地震”，于是课堂又搬到了我们与老师一同搭起的地震棚里。那是一种何等奇特的体验啊！上方是竹子芦苇搭起的屋顶，身下是凹凸不平的泥地。至于先生讲的什么，大多记不清了，只记得棚里那股阳光混着泥土的气味，心里那份既惶恐又新鲜的感觉。初二时，大约是嫌马路太吵，学校竟要搬迁。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便也成了搬迁校舍的劳力。我们帮着老师拆旧屋，搬砖运瓦。新校舍落在东边的田埂旁，依旧没有围墙。下课了，我们就跑到教室旁边的小河边。晚春初夏的时节，河水是温软的，成群的蝌蚪黑豆似的聚散着，我们伸手去掬，有时还能意外地捞起一两只透明的小虾。那点自然的野趣，是那段少年岁月里最珍贵的点缀了。
高中的记忆，便有些纷乱，甚至带着一丝命运的揶揄。高一是在距离初中母校不远处读的，美其名曰“戴帽子高中”，教室则设在一个废弃的碾米坊里。机器搬走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着我们和老师的读书声，空气里仿佛还残留着陈年的米糠味道。高二时，我们这些“戴帽子”的学生，便并入了距离乡政府不远处的惠丰高中。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水流云散，物是人非。那所碾米坊，那所路边学校，那所村头的老宅，都早已在时代的推土机下，化为齑粉，沉入在由江南江北联合开发所构筑起的、一片崭新的工业建筑的地基之下。唯一旧址尚存的惠丰高中，也早已改了容颜成为一家厂区，与我无关了。甚至于在我做了代课教师、民办教师后，用以弥补当年遗憾接受继续教育的函授学校——“教师进修学校”，连同它的本部“扬州教育学院”，如今也只在档案馆的卷宗里，才能寻到它们的名字了。
哎！我求学时代所有的母校，它们竟这样决绝地，从大地上集体消失了。我，就像一个迟归的旅人，想要找寻昔年的客栈，竟然连一点可供凭吊的痕迹都无从觅得。可是，它们虽然已消失在现实的地图上，却永远镌刻在我生命的记忆里。这些难忘的记忆，时刻在提醒着我，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母校，曾是那样真切地托举起我人生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