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平
刘拜山（刘其锽）、刘述周（刘其镐）、蒋天佐（刘其镠），靖江靖城街道人，出生于世宦之家。曾祖刘和，时称神童，咸丰二年（1852）八月顺天乡试名列第三。祖父刘庭燝，光绪九年（1883）进士，也是靖江历史上最后一名进士。父亲刘莲舫能诗善画，名噪一时。
刘莲舫子女六人，均颇有成就。长女刘明水，曾任上海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二女刘令铭，曾在南京幼师学校暨基督女子中学任教职；长子刘其鉽，英年早逝，留下《万悔堂诗草》一卷。二子刘拜山（1909~1965）曾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审。三子刘述周（1911~1985），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靖江县委书记兼组织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华东局工业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等职。四子蒋天佐（1913~1987），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文艺理论家、翻译家。
中共靖江地方组织的建立始于1927年。这年秋天，中共江阴县委派共产党员陆尔康到靖江开展革命活动。同年9月，中共靖江独立支部成立。12月，中共江苏省委将中共靖江独立支部改建为中共靖江特别支部。1928年5月，中共靖江特别支部扩建为中共靖江县委，隶属中共江苏省委，7月划归南通特委领导。革命力量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惶不安。1929年2月起，国民党在靖江制造白色恐怖，中共靖江县委遭到破坏。
时间又过去两年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一形势下，中共江苏省委决定重建靖江党的组织，领导靖江人民开展革命工作。在这次靖江党组织重建过程中，刘拜山、刘述周、蒋天佐三兄弟直接或间接参与，发挥作用，在靖江党史上留下重要一笔。
江苏省委派刘述周回靖开展工作
1931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派刘述周，从上海回靖开辟工作，重建靖江党的组织。当时，刘述周担任上海市闸北区“反帝大同盟”支部负责人，专门从事革命工作。刘述周回靖后，了解到靖江广大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开辟工作的条件非常有利。为了迅速打开局面，他向省委汇报情况，请求派人前来靖江协助工作。省委鉴于南京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特派原南京互济会书记周任初（又名周梦寒、周漠显）和田平默（又名杨守仁、戴处默）二人，由南京市委宣传委员兼共青团南京特支书记刘其镠（刘述周之弟，后改名蒋天佐），于12月送来靖江，他们首先在靖江城的小学教员、社会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中，组织读书会、文艺研究会、时事座谈会等群众性活动，广泛接触社会，熟悉情况，发现和培养进步分子。
蒋天佐护送革命同志来靖支持工作
关于周任初和田平默到靖江工作的经过。蒋天佐有回忆文章记录。1931年，蒋天佐（当时名叫刘其镠、又叫刘健、刘紫光）时任南京市委宣传委员兼共青团南京市特支书记。这年年底，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市委书记、组织委员等领导人及大批党员陆续被捕，未被捕的党员，大多数难以隐蔽。随后又传来江苏省委也遭到破坏的消息。蒋天佐与戴处默、周任初一同研究了转移阵地的问题。经多方联络，报江苏省委批准，戴处默、周任初撤离南京到靖江开展工作，蒋天佐留南京继续坚持。因戴和田都是外地人，言语不通，又未到过靖江，自行去靖江，有诸多不便，容易引起他人注意和怀疑。于是，三人商量，由蒋天佐送二人到靖江，找刘述周。三人从南京出发，经江阴到靖江，后在泰兴找到刘述周。蒋天佐将戴、田二人向刘述周作了介绍，并说明了有关情况，希望他们三人把工作开展起来。蒋天佐在靖江停留了两三天时间，就赶回南京了。不久，蒋天佐收到靖江消息：种的三株玫瑰花已经生根发芽了。蒋天佐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知道，他们已经立足，并有发展。在设法与省委取得联系后，将靖江的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
1931年年底，上海和苏州、无锡、江阴等地的一些靖江籍青年学生和教师纷纷返回靖江。他们中有共产党员，也有进步青年。他们回靖后，参与读书讨论、时事座谈和文艺演出，并和靖江的小学教员、进步青年一道走上街头，开展写标语、演讲、游行等活动。在这一形势下，刘述周、周任初、田平默等不失时机地组织起“靖江反帝大同盟”。
“靖江反帝大同盟”的建立和发展，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重建党组织作了准备。根据省委指示，1932年2月，靖江和江阴合建中共澄靖特别支部，黄强为书记（后叛党），靖江由田平默与黄强联系。澄靖特支建立后，发展党员的工作首先在“反帝大联盟”成员中进行，第一个吸收了城西小学的校长苏生（原名褚树恒，靖江孤山镇人，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靖江党员日益增多的情况下，靖江与江阴继续合一个特支，又隔着长江，不利于开展工作。经省委同意，1932年3月，澄靖特支分开，建立了中共靖江特别支部，周任初任书记，田平默任组织委员，刘述周任宣传委员，苏生为群众运动（简称民运）救济委员。
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发展，中共靖江特别支部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经省委批准，1932年5月，正式成立中共靖江县委员会，周任初任书记，田平默任组织委员，刘述周任宣传委员，苏生任民运（救济）委员，县委下辖靖江7个支部。1932年6月县委改选，刘述周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周任初任宣传委员，苏生为民运委员。据苏生回忆，改选时增补褚力为县委副书记，何钟庆为交通委员。刘述周也是中共靖江县委第三任书记。
刘拜山坚持到《民锋日报》被关停
靖江党组织建立后，决定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开展斗争，首先就是掌握舆论工具。当时，靖江地主豪绅封建势力的内部，由于各自利益冲突，长期以来形成“东党”“西党”两派势力。他们勾心斗角，你争我夺。当时，“东党”掌握教育大权，拥有《靖江日报》，大肆刊载宣扬反动势力的文章，控制社会舆论。“西党”的后台——国民党靖江县党部，也急于办报但缺乏人才。据此，中共靖江县特支（5月后为中共靖江县委员会）决定派民运救济委员苏生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与国民党县党部某些上层人物联系，筹划创办《民锋日报》。1932年6月28日，《民锋日报》创刊号刊发。苏生担任总务，总管报社内外一切事务。由于“西党”的盛翕如、姚兴之只是挂个虚衔，很少过问社内事务，具体工作都是苏生安排，因此报社人员除少数几个工人外，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外围组织的人。这样，《民锋日报》实际上掌握在处于“地下”的中共靖江县委员会的手中。《民锋日报》的最大特色是“外白内红”，一日一论。靖江党组织还以《民锋日报》的名义，发起组织“国服同志会”，提倡穿国服、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受各阶层人士的拥护。
当时，刘拜山因病从浙江大学中文系回靖休养而辍学。1932年，他任立法院编译处科员，同年参加《民锋日报》社工作，他和周任初、刘述周、田平默等人积极撰写评论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刘述周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民锋日报》一经与读者见面，即给古老、封建、闭塞的靖江社会，平添了不少朝气，政治空气大大改观。1932年10月，苏生去中共江苏省委接受培训，刘拜山等坚持办报。
靖江党组织第二次重建后，还先后领导和组织初小教职员员工开展索薪加薪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在三轮车工人中建立了反帝大同盟支部，团结全体三轮车工人，向汽车公司开展反对失业争取生存的斗争，取得了圆满胜利。
1932年11月18日，由于地下党员仲佩良叛变，先后供出了一些地下党员、反帝大同盟成员和《民锋日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刘述周、褚力暂时留在靖江领导地下党工作，其余地下党员、反帝大同盟成员和《民锋日报》社成员立即转移；县委机关文件、进步书刊立即销毁，同时通知在上海受训的苏生不要返靖。
1932年11月21日凌晨，国民党县党部、公安局派警察搜查县委活动地城西小学，查封《民锋日报》。11月底，形势越来越严峻，县委决定暂时隐蔽在靖江的几个有影响的人物设法离开靖江。刘述周也于一天晚上化妆离靖，去上海。这样，中共靖江县委，又被迫停止了活动。1933年春，刘述周曾从上海回靖江一次，了解党的情况。同年秋天，刘述周至泰兴帮助省委派到靖江的蔡德盛创造工作条件。至1933年冬，由于省委派到靖江接管靖江党组织工作的蔡德盛叛变，靖江党组织惨遭破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靖江两次党组织建设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为靖江人民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红色的种子，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坚强的干部，为以后开辟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靖江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参考《靖江县志》1992年版，《靖江市志（1988~2007）》《靖江人民革命斗争史（1919~1949）》《刘述周文选》《蒋天佐文集》及微信文章《中共靖江组织掌握的第一份报纸：<民锋日报>》）《文艺理论家、翻译家蒋天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