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素志
那一年我高考落榜，沉沦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决定再战一年。
补习班在城区，西郊一个偏僻的校园里。一个先期报到，已经上了两个多月课的同学说，教室里人满为患，怕是再难进人了。我也不管，稀里糊涂地找到一个空位，就坐了下来。这一坐，让我遇到了不少各有特色的老师。
班主任孙老师，是个小老头，瘦、矮、黑。听说是城区B校的资深语文老师，教出过不少清北学生。极其嗜烟，上着课会忽然跟大家打招呼“我出去抽根烟”，于是大家自习。他老人家在走廊里呼呼地抽烟，抽猛了，“吭哧吭哧”地咳嗽，弓着腰，极其痛苦又似乎极其享受。好几次我们都以为他要一口气上不来，就此“骑青牛，驾白鹤”，但他终究还是缓过来了。但要是他发现我们并不认真自习，也会迅速掐断烟头，用浓重的老岸方言说“咿，不听话咿”。大家都很喜欢他。
孙老师补习班的课只是兼职，B校有他的正项教学工作，所以不大来。一直到我在班里蹭了快半个月的课，他才忽然发现班里多了一个人。他问我哪里来的，来干什么，我一一回答。又问我是否交了学费，我说没有，他顿了一顿，说你把钱给我，我去帮你报名。事后，那位先报到的同学说，你赚了，我们都是找了人，送了300块钱礼才进得了补习班的，孙老师直接帮你，做了大好人。我听了顿时感动起来。
数学老师姓佴，这个姓很少见，听说泰县人，A校退休。老先生60多岁了，精神矍铄。个子极高，一米九以上，说话充满自信。数学课符号多，数字多，线条多，每每难得写到几个汉字，老先生就特别用心，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写完很得意地向我们炫耀，“看看我的字，漂酿（漂亮）得不得了的漂酿（漂亮）”，浓重的里下河地区口音。我的数学不好，又晚来，故而上课特别当心，但成绩还是不见起色。有一次一道题实在想不出来，就抖着胆子去办公室向他请教。老先生看了，不说什么，只将自己的一本习题集给我，叫我回去抄一遍。我当然是照做了，成绩也果然提高不少。现在想来，大概是觉得我做题不规范，细节失误太多，讲是没法讲的，倒不如让我在抄题中自悟。
我上高中的时候英语成绩不行，中晃荡吧。到补习班时，也就正常的作业，读背，没有在这一科上特别付出时间。授课的老师姓张，40来岁的样子。口阔，故而说起英文来大大咧咧，绝没有女教师说的那样温婉。偶尔他会模仿伦敦腔，滑稽得很，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除了本校和补习班的课，还有农干校、电视大学的课，故而很忙。一阵风儿来，一阵风儿去。我很着急，恰巧同桌有一天忽然大喊三声“受不了了”，冲出教室，从此消失不见，于是他留下的“遗产”自然由我继承。记得其中有一整套的《英语周报》，33份。我将这些报纸装订起来，从第一个字母背诵到最后一个字母，高考竟然还考了80多分。那时候80分以上就可以参加口语测试，成绩好直接进外语系。可惜了我的哑巴英语，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虽然努力想弄出点伦敦腔，终究是张老师的范式，不成样子。
我上的是文科，除这三门主课外还有三门副科。政治老师似乎就不存在，我只看到一个人每次捧来一大堆讲义，发下来，叫我们划重点，然后就是看着我们读背。上课方式粗暴简单，但考试效果确实极好。历史老师是一位女教师，据说来自大城市，家境也很优渥。她很喜欢跟我们说自家的故事，讲她父亲革命年代的故事，讲她女儿在国外的留学生活。特别是讲到她母亲从苏联带回来的一只铜锅，强调“这是我向妈妈要的最重要的嫁妆”。还有一位地理老师，姓周。他儿子也在我们班补习，所以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兢兢业业地刻钢板，印资料。他儿子高中“抗战八年”，跟我们同一年进了大学，周老师也不再到补习班兼职了。
眨眼30年过去了，那些跟我们擦肩而过的老师们，你们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