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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常讲“人情味”，什么是人情，哪来的人情味？
看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意识到，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人情”远不像表面看到的“打招呼、通往来”那么简单。
如费孝通所说：“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互相不欠人情，也就无法往来了。”
“人情”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质，有一套独立的“情感编码系统”，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也是社会治理的抓手之一。
“人情”关系，在乡土社会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书里提到，乡土社会发生纠纷时，常由村中长老调解而非诉诸法律，有人偷了邻居的鸡，长老会批评偷鸡者不道德，责令赔偿，而非通过法律程序定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请个中间人来进行调解，这就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常用的“礼治秩序”，即依赖道德教化和熟人舆论来维护社会秩序。
而“礼治秩序”，既拥有“熟人社会”的效率优势，也可能存在因远近亲疏导致的不公平。对此，费孝通还总结出了“差序格局”理论，即社会的基本形式由社会关系的等级构成，而这一等级根据与“己”远近亲疏的不同来衡量。以《白鹿原》中祠堂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为例，村民关系如同水波般由亲及疏自然扩散：张家媳妇坐月子时，本族姑嫂的照料必然优先于外姓邻居。这种基于血缘亲疏的伦理秩序，通过红白事中的随礼金额差异、婚丧场合的座次排列得以具象化。这是费孝通结合自己观察的大量社会现象和人际交往中的亲身感受，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进行的生动表述。
在传统社会关系中，小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到社会层面的管束治理，都离不开“人情”。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契约关系，乡土人情建立在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信任基础之上。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需要经常与村民打交道，调节邻里关系，《乡土中国》着墨于文化现象与社会需求的适配，成为我了解基层、了解乡村的途径之一，引导我去思考乡土社会治理中的更多可能性。作者从田间地头的具体现象出发，提炼出了乡村发展的一些社会关系及发展模式，说明乡土人情不是落后于时代的情感模式，在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时，不应简单否定熟人社会的价值，而应思考如何实现人情味的创造性转化——既保留其温暖底色，又规避其潜在弊端，从前人的经验中汲取“关系治理”的智慧。
（张琦绮口述 孙圣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