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家的茅草屋是什么时候建的，我只知道我爸爸和我叔叔都是在那茅草屋里结婚生子的，我们也是在这茅草屋里长大的，墙面是草屑和泥混合的土坯砌的，屋面是稻草秸秆盖的。
那时，乡下有群很吃香的手艺人——盖屋匠。每到农忙过后，很多人家房前屋后都堆满了整齐的稻草秸秆，这些秸秆是修建和维护房屋的主要材料。立秋时节，盖屋匠也逐渐忙碌起来，他们凭着一把长的毛竹竿、一架梯子、一柄铁叉和一个锅盖奔走在村里的家家户户。
盖屋匠的活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在维修茅草屋时，先用长的毛竹竿从屋檐的底部一层一层地挑出烂草，清理掉。将还能用的旧草铺平理顺，然后将排列整齐的新稻草铺在木框架上，逐步向上分层，再用绳或木钉将稻草固定，形成适当的坡度，屋脊做成鱼脊梁埂状，以便两边均匀流水，用稻草混子与泥搅拌成的泥浆将脊上固定压实的新草糊住，再用锅盖将整个屋顶依次压一压，拎桶清水将屋面浇一遍使稻草服帖，最后将屋檐边修剪一下，这样所有工序才算完工。我记忆中家里的茅草屋三年一大修，每年一小补。
我家和叔叔家一直合住三间茅草屋，我父亲老大在东屋，叔叔家在西屋，中间堂屋是两家共用，可能是我家人口比较多，堂屋基本被我们占了。自我叔叔结婚后，兄弟俩又齐心协力造了两间茅草厢屋，一间给奶奶住，一间养猪羊，我两个哥哥出生后一直跟奶奶居住在一屋，待我两个堂弟出生后就分家立户了，父亲和叔叔各自在三间主屋的东西侧搭了两间披棚，用于砌灶、养鸡鸭。
我的两个哥哥比我们大，他们除了上学，回来要割猪草、羊草，再有空余时间就捞鱼摸虾贴补家用，晚上睡在奶奶那儿，所以我们小时候跟两个哥哥在一起玩的时间不是很多。
婶婶怀孕生我小堂弟的情形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我5岁，我和姐倒是伴着两个堂弟一起长大，中间堂屋曾经是我们四个人快乐的园地。小堂弟是个开心果，小小的年纪特有表演欲，只要大人带他去看一场电影，他就会用家里的床单在堂屋中堂处将四个角扎好做电影幕，他站在幕前用报纸卷成话筒，进行吆喝：大家好！今天放的是某某电影，请大人小人赶快来免费观看。我和姐还有大堂弟都是他忠实的观众，有时我爸妈还有叔婶正好有空也会驻足观看，看的人一多，堂弟表演更带劲，家里的晒衣竿、奶奶的拐杖都是他的道具。“冲……”“给我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些台词加上他的动作将人物表演得惟妙惟肖。有一次他为了更真实地表演“潘冬子”，他将我婶藏着的红色“月经带”（那时没卫生巾）翻了出来，围在脖子上，被一个邻居看到了告诉在田里干活的婶婶。婶婶拿着树枝准备回来打他一顿，他精灵似的跑了，跑远了勾着食指对婶婶喊道“来呀，来呀”。
当然，我小堂弟不光喜欢演电影里的人物。东兴人流行“唱凤凰”，我们也耳濡目染，而只有他将这个说唱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长辈们干活累了，他会用铅丝捏个简单凤凰，上面粘几张不同颜色的纸，下面用几根芦苇撑着，拎到我家披棚的灶台边，拿起灶台上的瓷盆和筷子一敲，嘴里唱道：“锣子一打响当当，大妈是个勤快人，又烧火又做饭，又喂猪来又喂羊。”虽然说不上押韵，但也朗朗上口，我妈立马笑得合不拢嘴，如果正烧着什么好吃的，赶快搛一块塞他嘴里。他的“凤凰”唱到奶奶的床边、唱到我们的饭桌边、唱到猪圈边，给我们在茅草屋里的生活带来无尽的欢乐。
大哥高中毕业后，成为了一位代课教师，不知怎么跟我们村里的一个同龄女孩谈上恋爱了。半年后这事儿被父亲知道。父亲托人去说媒，女方的妈妈放出话来：“就他们家那条件还想娶我家女儿？”女孩的爸爸是抗美援朝志愿军转业，做了供销社主任。他家与我们家门不当户不对。这时应该是1981年，爸爸和叔叔开始动起了建瓦房的念头。
大约是1982年，我爸到我一表姨家去有事，吃饭时正好遇到表姨的哥，第一次推杯换盏之际，两个人相约了下次到我家来喝酒的时间。父亲以为喝酒说的话都不当真，到约定的那天晚上，表姨的哥真的如约而至。坐在中间堂屋的饭桌上，两个人又喝起酒来，搭酒菜好像就是炒黄豆、花生米、炒鸡蛋，你一杯我一杯吃得尽欢。我们小孩在灶屋，都不上桌的。一瓶酒喝完，我爸喊我大哥帮他们每人盛碗面条。大哥端着碗一进堂屋的大门，表姨的哥就盯着我哥看，问我哥的年龄、工作。不知是酒精的作用还是真喜欢我哥，当场两个酒汉就拍板了儿女的婚事。两个月后，哥嫂举行订婚仪式。我嫂子的小姐妹来我家一看，着实吓了一跳：正儿八经的房子就三间茅草屋，还是和我叔叔家一起住的。我爸妈的房间还没有窗户，白天也黑咕隆咚。嫂子当时有点不情愿，可她父亲却坚定地作主：“你今生就非他家嫁不可”。这一年我哥嫂只有19岁。一年后，我哥考入了当时很有名的东兴汽车锁厂财务科上班，同办公室一个女孩文化水平高，人长得也标致，追起了我哥。我父亲知道后，让哥跪在祖宗牌位前承诺终生只娶我嫂子。1986年我家和叔叔家各造了四间“七架梁”瓦房，哥哥把嫂子娶回了家。
1984年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联产责任制的第一年，我们中学的老师也积极响应“互帮互助”号召，农忙时下午半天放假。我们自由组合到同学家去帮插秧。与我家同一天插秧的是我们一位数学老师家里，还有一位父亲是大队书记的女同学家里。1984年的时候农村是茅草屋的已经不是很多了。我家屋漏时盖屋匠基本不愿上门来维修了。记得一位钱老师到我家来家访，回校没让我们姐妹俩打报告直接减免了我们的学费。那天，所有的同学分成两批浩浩荡荡地到数学老师和女同学家里去插秧。我羞愧于我那贫穷的家准备一个人回去，坐在我前排的新妹同学转过身对我说：“今天你家也插秧，我跟你回去。”那天新妹跟我们家人一起插秧到很晚才回去。父亲跟她聊天才知道新妹的妈跟我父亲也是同学。新妹也成了我今生唯一的发小，虽然联系不多，但时时想起。
我居住在茅草屋里的18年，它承载着我们方家人的喜怒哀乐和各种无奈，也让我们品尝到血浓于水的亲情。现在，虽然老屋已经拆迁，哥哥和堂弟们也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只要谁家有事大家一呼百应，拧成一股绳，彰显团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