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娟
棉花长到可以摘的时候大约在秋天，棉果裂开了、棉絮从里面冒出来。刚长成的棉花是一瓣一瓣的，像橘瓣一样。等再过几天，棉花瓣晒足了太阳，原本被果壳压紧的棉就蓬松开来，像白白的小云朵飘在高高的棉秆上。
每到这个时候，我妈就说：“可以捡棉花了。”
我那时还没有棉秆那么高，我妈给我缝制了个小棉花袋，系在腰上，前面是个大兜，从腹部垂下来，后面用两根带子牢牢固定在屁股上方。我刚刚系上这个专属于我的棉花袋，心里特别有一种劳动的豪情：我长大了，也能有用处了！但等我真正走进棉花地，发现这个棉花袋简直就是孙悟空的金箍棒，我妈就是拿它来套牢我干农活的人生。
我家有两块棉花田，一块大，一块小。小的当然归我。我走进棉花田，像走进了小树林。无数次把手臂抬起来，到那仙桃形的果壳里把棉花扒拉出来。晒足太阳的棉花还是比较好摘的，果壳自然开裂成几瓣，像张开的花瓣，柔软的棉花就轻轻依附在这褐色的棉壳上。几秒就能摘下一朵，不算很重的体力活，也没啥技术含量。问题在于，田里的棉花太多了，我要无数次重复抬起，放下，再抬起，再放下这个动作。刚开始我的速度是很快的，想着能赶紧弄完可以在田里玩一会儿。可没过多久，我的胳膊就酸了，手指头上也无端冒出许多肉刺，抬起头从棉秆的缝隙里看天，刚刚明明太阳在头顶的，这会儿已经到天边去了。
我的心里有点急，想喊我妈，可是她早已经跑到前面去了，我只能隐约看到她的脑袋在旁边那块密密的棉秆子里忽隐忽现。我只能继续干，手臂机械地抬起又放下，酸得实在抬不动了就歇一会儿。眼前白白的棉花，天上白白的云朵，好像要连在一块儿了，真多啊。我憋着一口气往前走，像巡逻的长官检阅着一棵又一棵的棉秆。有的果子还闭合着，有的裂开了缝。这些都不管了，只挑开口大的捡，趁着晴天得赶紧捡完，不然一下雨棉花会发黄，就不值钱了。半年多的辛苦就要被贱卖了。
瘪瘪的棉花袋渐渐鼓起来了，每走一步晃荡晃荡的，直撞我的大腿和肚子，还扯着我的身板。这时的我要弓着腰才能朝前走。但心里是喜悦的，快要到头了吧，我看不见前面的路，只觉得袋子鼓起来就是快要到田的另一头了。等终于到了最后一排，我就像劫后余生一般脱下棉花袋跟我妈胜利会师。通常她会给我一个小小的香瓜，香瓜是种在棉花田里的，瓜藤就爬在地上，这个时候瓜也差不多熟了，很甜。皮没削，就着田头沟渠里的水洗去上面的泥巴，边啃边往回走，就是特别开心的事情了。
我那时才上小学二三年级，不知道书上有个词叫“水滴石穿”，后来我学到这个词，一下子就想起了捡棉花的这段经历，觉得非常贴切。那么大的一片棉花地啊，我就像屋檐下经年累月不停歇的水滴一样，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次一次把手臂抬起来，一瓣一瓣把棉花摘下来。我又觉得如果我妈能把年年“威逼利诱”我摘棉花的精神用来督促我学习，估计我的学习成绩肯定也能“水滴石穿”了。
可是我爸整天忙着在工地干活，得靠那点微薄的工资应对全家的开支。我妈整天被一大堆农活包围着，地里的活要干，家里的鸡鸭羊猪要喂，至于孩子考不考得上大学那么遥远的事情根本无暇顾及，先把眼前的日子过下去再说吧。
于是我家的棉花，那一块地的棉花，年年都是我摘，成了我的责任田。一朵一朵洁白的棉花成了每个秋天来临的时候我最熟悉的东西。每一朵都是我亲手抚摸过的，带着我的体温被铺在门前的棉花帐上曝晒，最软的、最白的被送到收购站，加工成棉衣棉被奔向四面八方。无数次，我想过这些棉花会落到谁家，会在谁的被子里覆着一个好梦，又会轻轻钻进谁的棉衣里暖暖地陪着她过冬？这样想着，那些摘棉花的辛苦、难熬之感仿佛就如轻烟般消散了。
一直到上初三的时候我家终于不种棉花了，我才算正式“下岗”了。只是我一直有个疑惑：棉花秆子上也开花的，花还怪好看的，朵儿大颜色鲜艳，记得有粉白的、黄的、玫红的几种。这个花叫什么名字呢？我采访了我妈这个资深的专业农民，她正式的农龄基本可以达到60年，可她也没说出个啥名堂。她说那有啥，也叫棉花嘛，反正那个棉花开了，才结果子，结了果子，才有这个棉花捡。这个棉花，那个棉花，亏我是土生土长正经八百的农七八代，不然真给绕糊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