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师》是一本关于地质、古生物、考古、古建筑之流的书。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语所、营造学社，这些曾闪耀着人文光芒又消散在历史中的机构，在作者笔下重现。丁文山、温文灏、李济、章鸿钊、袁复礼、赵元任、梁思成……支撑这些学科落地生根、不断发展的大师们，以科学精神为灯，摈弃传统读书人“寒窗苦读登上庙堂”的偏见，从书斋走向旷野，去探索、去发现、去证明，用孜孜不倦的每一步，改变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丁文江坚持，“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翁文灏说，要迎头赶上，“惟有担斧入山，劈荆棘斩榛莽”。勤俭自励，尽出所学，实心做事，这就是初代“地质精神”。第一篇石油调查报告、第一份矿产资源调查报告、第一幅地震区域分布图、第一个中国自主建造的地震台……那是创造记录的年代，更是为科考献出一切的年代：有人在野外丧生、有人在冰雪中冻伤、有人在困顿中独行千里，他们大多数都有着体面的身份，却心甘情愿在泥泞、崎岖的路上奔波，为了理想、为了真理、为了民族……正如书扉页上所写：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神谷中劈出一线光明。
诞生于内忧外患之时的这些学科，不仅是一种探索，更关乎民族尊严。1932年10月，“九一八事变”一年之后，梁思永的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和傅斯年的《东北史纲》先后发表，“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在“伪满洲”的历史背景下，虽然书生的怒吼终究被枪炮声淹没，他们至少在力所能及的领域内，尽到了各自的本分。
回顾那个炮火纷飞却又理想闪亮的年代，作者显然是满怀敬意却又悲悯伤怀的。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说“他仍要在自己幽暗的世界里，寻找历史深处的熹微光芒，尽管他自己眸子里的星火，已经黯然熄灭”；“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他写“他因建党理想而误入教育，却在无意中造就了无数个自由的信徒”。文字的力量，无形而有质。
当读到“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去势决绝，终不回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是来自身体深处本能的感动。（陆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