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江小调的传唱者大都是举止端庄的良家妇女，她们是忠于职守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是我故园乡间的大地上永远不知疲倦的耕耘者，她们多少有点文化底子，还有一副好嗓子，而且性格外向、泼辣，靖江小调仅仅只是停留在她们嘴唇边的词汇与韵律，而不是她们的实际行动。这一情形，确切地反映出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音乐像一种人们用来减轻人生苦难的药物，它们仅仅抚慰和治疗于一时，只有片刻的作用。惟有艺术能化苦难为欢乐”。在这种苦中作乐的观念引领下，感情炽热、富有魔力、充满了性事幻想的靖江小调在我故园乡间大量涌现。越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就越是会拐弯抹角地寻找出路。意识把情爱改造成为一种令人激动的、充满丰富联想的美好意念，使得女人们在苦难中有了隐隐约约的幸福感。
这次我回靖江收集民歌，在酒桌上，有位八十老者唱起了靖江小调，她缺齿甚多，嘴唇已经不关风，咬音都咬不准了，但是她绝对不是在过嘴瘾，她是在诚心献艺。她用的调口是高亢的“挂金锁”，一张嘴就让我心头哽噎、鼻根发酸，让我激动得很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把眼泪流尽。“月亮平南又歪西，打死黄狗养雄鸡；黄昏头郎来无狗咬，五更天郎走有鸡啼”“紫竹做箫两头空，郎姐有情莫露风；私情不在嘴上挂，蜘蛛织网在心中”。这几句小调，唱听得我目瞪口呆，它们用词简洁，却透彻、诙谐，令人发噱。我想象不出，旧时我故园乡间的那些小调高手怎么会如此有才！
靖江小调大都是口耳相传，很少有文字记载。我很遗憾，在靖江，不少小调我没能记得下来。时代浪潮的冲刷，生活环境的变化，导致记忆链断裂，很多传唱者已经忘记了小调的歌词，于是我错过了更多的有价值的东西。在大量接触靖江小调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隐藏在小调背后的重大的艺术意义，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作用。在靖江，小调是民间的一种口头文化现象，想要研究它们，就必须重视它们。尽管音乐家敬而远之，尽管道德学家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但是谁也不能回避靖江小调的客观存在，更不能扼杀它们对于靖江民歌世代传承的贡献。
“日落西山黄又黄，花在园圃姐在房；花在园圃里等露水，姐在闺房里等情郎”“东南风起嘞暖炎炎，海水烧汤不用盐；滑石头磨刀不用水，好汉子撩姐不用钱”。故园乡间的那些女人憨厚极了，老实极了，但是在演唱靖江小调的时候，她们浪漫，她们风流；那些随口而出的情歌小调，能把最疯狂的摇滚歌星吓得从舞台上倒栽下来。真正优秀的靖江小调韵正词雅，美得能让当今最走红的通俗的、民族的、美声的歌手吓得爬也爬不到老百姓喜欢的舞台上去。
“郎在门外笃笃敲，姐在床上伸懒腰；六月里暴头来得急，干天里车水救青苗”“一张席子两面光，一条新被盖在床；新被盖郎郎盖姐，席子垫姐姐垫郎”。我无意于传播黄色的、亚健康的，甚至被道德学家认为是糟粕的东西，我收集靖江小调，只是从中看到了闪光的民间智慧，正是它们，使得靖江民歌富有野性与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有待开发的一座原生的“音乐富矿”。它们是我故园乡间民歌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它们以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式推动着靖江民歌一直朝前走，构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的伟大的民间乐府。
靖江小调只是乡下人的歌，目前还没有在音乐世界形成规范化的艺术样式。靖江民众把所思所念化成了诗的语言，以小调的方式，唱开在那丰厚的沃土之上。尽管这些作品中不乏糟粕，但是作为一种“原始矿石”，靖江小调却因这种形式得到了最好的延续和传承，它无损于民歌本身。靖江小调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它以娱乐性的方式传播，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使得靖江民歌生生不息，一代代传承至今。靖江小调的用词非常通俗，而且带有许多已经失传的方言土语，因此民俗性很强。正因为有这些特点，它们象征着品位极高的铁矿石，在当代艺术的冶炼下，音乐铁水一定会从这里汩汩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