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剑
文联在骥江西路县委大院的时候，还是挺神秘的。我们这些投小稿的作者常常想着那里坐着怎样的大人物。因为那里能出《江花》，能出《靖江文艺》，了不得的。
县委大院的东外侧围墙上有一组30多格的画廊。画廊里每天展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同时也展出靖江本土作者撰写的文艺作品。画廊那边看的人可多了，是靖江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
报纸天天换。《江花》《靖江文艺》不怎么换，一般都是一月一更。我常想，要是一篇小文登载上了，估计半个靖江城的人都知道。这么说吧，作者都是那个时期的流量明星。我有个朋友曾经上了一篇小稿，于是，经常看到他约女朋友的时候，腋下总是夹着那份刊物，应是为爱情加了不少分。
我也经常投稿，屡试不中，因此常常收到白皮绿款的退稿信。虽是失落，却也有赏心悦目的地方，那信封上面的字写得好漂亮哦，果然，大院里人才济济。诶，这次是约我去文联改稿的信。
我揣着那封信，找到“宣传部的最左边。”在门口怯生生地说：“我叫刘文剑。”门里站起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不见外地拉着我的手摇晃：“哎呦喂，文剑，好嘞！文剑好嘞。潘主席在里面。”本来很紧张的我，被他一晃再加两个“好嘞”一说，一下子放松了许多。里面见过潘主席。中年男子端来茶，潘主席介绍：“汉祥，张秘书长。信是他寄给你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汉祥。
说来奇怪，不认识的时候总也见不到他。相识了以后，却常常遇见。张汉祥总是骑着个破自行车，背一弓，一副平民的样子。标志的瘦将双颊的两个酒窝演变成括号，不多的头发迎风倔强，或是翘着，或偏于一边，透出一丝文艺范。
后来，我们在印刷厂三楼的排字车间经常见面。张汉祥督排《靖江文艺》，我在那里督排《电影月报》。那时没有电脑照排，出版还是铅与火的活字印刷，所有的文字全部是靠工人一个一个地从字架上拣出来，拼成句子，夹在一个木框里。速度慢，出错率高。我记得《靖江文艺》用的是五号字，比我编的文章小一号。字号小，版面容量大。可五号字不常用，字库也不全，拣字工在排《靖江文艺》时叫苦不迭。排字是计件的，厂里又没有考虑难度系数，排字工只顾式样排好，对错不管。这对后期校改带来了麻烦。请他们改正时，磨洋工、甩脸子常有出现。张汉祥用自己的方式安抚他们，他会用泰兴话唱流行歌曲：“我招青年人沼气碰泼”一边唱还一边舞，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要是唱啊舞啊不管用。他转身拎来一篮子烧饼，“塞”大家的嘴。每个人都有份，也有其他单位去拿清样的人，烧饼均沾。某一回，他突然一拍大腿：“不得了，忘了一个人。”原来一楼的纸浆车间还有个打纸型的工人。于是，他一颠一颠包两个烧饼拿到楼下。排字车间的人说：“张秘书长和淘嘞。”
2000年，潘浩泉主席筹备出版《幸福花决心要在尘土里开》，我作为校稿之一，经常为里面的“绿风”乐团的成员而感动。小城里的一群音乐人、普通人，与命运抗争，不屈不挠。小说的主角是吹黑管的李冬生，据说，李冬生的原型就是张汉祥。汉祥在靖江锡剧团吹过黑管。厉害了，原来字写得好、为人也好、黑管吹得也好，故事里有不少他的故事。我对张汉祥有了新的认识。
和张汉祥的接触更频繁了。印象多的是喝酒。有一年春节我去文联拜年，上午9点多钟到的。张汉祥说：“这个时候来拜年，不早不晚的，没有什么馒头面糕吃，又不到饭点，我去弄点酒来。大家聊聊吧。”于是，一坐下来，就着蚕豆、花生、瓜子、芝麻糖，一直喝到晚上十点才散。终于晓得他是“张张就一斤”。
圈内聚会，怎么没有张一斤的？说是喊了，不过被锁在家里，他的老妈、老婆有禁酒令。张汉祥不来没意思啊。我曾被遣去接他，他在围墙里面说没钥匙哦。我出主意里面用凳子垫高爬围墙，外面踩着我的肩膀下来。“哎呦喂，文剑好嘞、好嘞。嘿嘿。”解嘲“喝酒的都不要脸。”靖江人衡量是否爽直，一说是看喝酒，蛮有道理的。
现在想想人生无常，某天的爬墙出格，重来一次也是好时光。音容宛在啊。
1992年6月，靖江首部党建专题片《春风催奇葩》的主题歌横空发布。“我是大江怀里的翠玉，神奇的白马驮来的土地，水含吴越风韵，土连江淮根系”拨动了大众的心弦，被市民定义为《靖江之歌》。潘浩泉作词、张汉祥作曲，优美的曲调，将对靖江的情谊、情怀插上了翅膀，飞遍大江南北。从此，靖江有了最美的识别码，一歌30年。
并非都是“爬墙”，张汉祥也有个人的华彩。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音乐会。舞台的形象和平日里大相径庭。他穿着燕尾服，手里拿着指挥棒，气宇轩昂地走向舞台。怎么一个划拉，起承转合、优雅刚劲，一切都在掌控。背也不弓了，两颊的括号里仿佛有了内容，头发与音调齐飞。这时的他完全和音乐融合在了一起。一刹那，我想到了小泽征尔，想到了张汉祥与世界的交融。他的字，他的平易，他的酒，他的落拓不羁，还有他的音乐。凡此种种，我能理解他的高调原来在这里。
音乐之于汉祥是他的最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