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光
《世纪黄昏》写道：我从手记中筛选一百六十四节公开出版。《定风草》写道：我从手记中挑选出一部分，出版成书。
《世纪黄昏》说：手记是你生活的纪实，其中有你最隐秘的故事和心灵深处的原始声音。《定风草》说：我用手记记叙伤痛、挣扎和前行。
作家对“手记”的钟爱，显而易见。当然，此“手记”非彼“手记”。《世纪黄昏》是小说，《定风草》则是散文；《世纪黄昏》有“我”，也有“你”，手记是一种修辞。《定风草》的“我”，则是作家自己，手记是我手写我心。概而言之，《世纪黄昏》建立在虚构之上，《定风草》则在非虚构中产生意义。
从非虚构的角度来看，《定风草》令人动容。因为这是退无可退，避无可避。是更加可怕的余震，是突然放大的时间，是不得不的灾后重建。关于人生变故的文字，大多单纯地追忆与怀念，也有空洞地理论与思考，很少像《定风草》这样，坦率地面对和处理。因此，手记并不美化，也不抽象。它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定风草》起于变故，在隐忍、坚韧地记录个人家庭生活的同时，也对生、老、病、死中苦苦挣扎的众生相进行了扫描。丧女的泥团团，丧夫的徐老师，饿、病、死的徐继和，两次中风的老方……互相打量，互为同情，互为支撑。难得的是，手记还真诚地回溯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对于身处其中的老年生活也进行了恳切的讨论，这使得手记成为了深沉、通透、睿智的人生教材。可以说，作家通过非虚构的方式，完成了从名利场到凡俗生活、从审美方式到观照方式的回归，塑造了小县城普通人（包括作家自己）的形象，描画了他们的尴尬和困境，看到了他们试图冲出围城、重建生活的努力。
除了《世纪黄昏》，作家还写过《幸福花决心要在尘土里开》，两者都是虚构文本，但它们的背景，都是小县城。推动小说展开的，都是小县城生态。作家在小说中刻画的，虽然是单个文人、文化人群像，致力于发掘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但这些人，难道不也是小县城芸芸众生？！
看过《定风草》，再看两本小说，你会感到，在虚构文本中，也有一些“非虚构”的痕迹。虚构源于想象，非虚构来自事实，但形成文字之后，两者都需要接受伦理的拷问：虚构是否产生“真实性”，非虚构能否“和盘托出”？在非虚构的意义上，小说和散文，都是对于小城生活的同义复写。不过小说设置了门头、玄关，庭院深深，散文直接登堂入室而已。
虚构并非回避事实，非虚构也不是就事论事。重要的是，作家能否绕过各种故事、或者事故，带领我们径直走向内心，洞彻生存？在《世纪黄昏》《幸福花决心要在尘土里开》里，我看到了作家的努力。在《定风草》里，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不管是箭矢，还是投枪，还是匕首，作家的靶向，始终是弱者的无奈与焦虑，始终是底层的挣扎与抗击。《定风草》就像一面镜子，它的功能不再是盥沐之后的自我欣赏与迷失，而是披头散发，首先帮助我们看清真实的自己。
虚构需要智慧，非虚构需要的，则是勇气。在《定风草》中，我既看到了勇气，也看到智慧。这种智慧大巧若拙，等于曾国藩式的“结硬寨，打呆仗”。它是“我要为你摊张饼”的执念；是对水杉、皂荚、泡桐、合欢、柳树，对一花，对一叶的静观默察；是对于足球狗、大乌龟小乌龟、鸟们的揣摩；是和鱼、蚂蚁，甚至毛毛虫的推心置腹；是对水面、对天空、对夕阳、对云霞的长久凝视。“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所见只是所得的极少部分，更多的则是外物与内心之间的豁然开朗：一个黄昏就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就是一个黄昏。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在一个又一个闪光的细节之中，意志扎根，生机勃发。汗水啊，泪水啊，这些顽强的小水珠，不断地滴下，有了把生活这块巨石滴穿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