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文静
金宇澄的《繁花》是一部用上海方言写成的地域长篇小说，作者以大量人物对话的形式写尽“文革”前后上海弄堂里世俗庸常的生活和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市井情欲。
《繁花》描写了各式各样的男性形象，无论是贯穿整个故事的沪生、阿宝和小毛，还是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陶陶、康总、徐总、陆总等，作者金宇澄并未以一种时下流行的强烈性别立场去刻画这些男性。《繁花》中的男性既不是一些作家以一种对传统男性形象的解构、对父权制神话的颠覆的形式来塑造成的扭曲、孱弱无能的男性形象，也不是另一些作家笔下对男性形象的想象性再塑造，用男性叙事的方式来凸显男性特征：阳刚铁血的硬汉或拥有崇高理想的英雄形象。作者没有刻意去追求一种主张，作者在一种男女一样的态度下，述说小市民式普通平凡的男人、男人与男人、男人与女人的故事。正如作者在《繁花》的跋中所写：“我的初衷，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我希望《繁花》带给读者的，是小说里的人生。”
《繁花》叙述的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讲述三个中心男性（沪生、阿宝和小毛）的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及其身边的人世百态。这个时期他们拥有一段短暂但还算美好的少年时光：生活安逸，看电影，收集邮票，过生日，学拳头，看武侠书籍，一起荡马路等。
他们和大集体相对脱离，社会神圣而崇高的“我们”较之于男性人物的小众个体是遥远的。这些男性人物没有神圣性，没有积极进取地学习准备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他们有的只有凡俗性和日常性。他们追求的是在有限条件下个体生存的快乐。当时代突然发生巨变：阿宝祖父家被抄，自己家被工人“流氓式”地占领。沪生被同学拖去批斗“香港小姐”。他们失去方向和目标，他们顺从和屈服，在缩小了的范围和权限里为自己的生活而忙碌。阿宝旁观祖父和孃孃被批斗，恋爱遇到阻力直接放弃。沪生家父母被抓和失去房子，沪生颓废一阵后继续生活。工人阶级的小毛没有加入“革命”队伍，安分守己地到表厂做学徒。和强大的时代相比，个体力量是渺小的，他们为了生存下去，也只能顺从地去接受。
《繁花》的第二个时期从上世纪90年代写起，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真正兴起的时候，资本的力量开始显现。上海又是一个经济本来就很发达的大都市，改革开放加速其经济高速发展。物质上的不断膨胀催生着沪生这些男性人物的各种欲望。当其他地区的人还在为温饱而努力奋斗时，上海市民却已“吃饱了”，开始各种想，沪生他们开始一场接一场的饭局，一个接一个的情爱故事。
饭局有的是以散心消遣为目的，有的以朋友之间的聚会为目的，无论哪一个饭局，沪生他们关注的不再是吃什么，而是敬酒、劝酒和胡侃的乐趣。饭局上必定有两三个女性和他们一起，因为女性的参与，饭局变得丰富：或是男女之间的暧昧调情，或是同性之间的勾心斗角，亦或是男女之间的迎合奉承，其中还穿插着每个人叙说有关男人与女人的故事。饭局成了男性人物另一个重要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生活折射出当时上海男性市民的生存状态。沪生这些男性人物就那么自顾自地散乱着、堕落着，拒绝提升，远离整饬。他们是既善良又邪恶，既彪悍又怯懦，既相互依存又彼此伤害的“市民”。
两个时期的男性，既不令人敬仰，也不懦弱无能，他们只是上海30年蜕变里的普通市井男性。最后，男性人物有两种结局，一种是小毛式的悲凉结局；一种是阿宝和沪生式的无悲无喜结局。
看完全书，我感慨万分，人生不可能像花朵一样，开到最后还是一朵花，昨天的花朵再繁盛，总会是有繁华落尽时。苍凉尽头是人生的底子。但是好花却也至少开过，一段回忆也算是悲凉人生的一种安慰。就像阿宝，10岁的他和6岁的蓓蒂在屋顶看风景时，一段再平凡不过的对话却成了阿宝永远的记忆。
（作者单位：靖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