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口埭的埭西曾经有棵白果树，大到要四个人才能合抱。白果树又叫银杏树，寿命很长。有人说它有七百多岁了，有人说它只有五百多岁。反正足够大，几百岁是肯定有的。
大树状态雄伟，应该是树中的美男子。
一是树冠很大，有阳光的日子，最小树冠的投影，直径近二十米。打个比方，要是你在树荫下乘凉，选个靠近树干的地方，一天都晒不着。
树离埭有两个田埂的距离。兴许是天天见到的原因，埭上的人少到白果树下的，倒是一些行脚的人走到白果树下歇个一时半晌。因此白果树一直在人们的心中保持着神秘。
二是树形很美。离地两米高处，便有比我们家大树还粗的枝丫伸出，像一个健硕的人在做伸展运动。枝丫的生长也不偏颇，四周都有生长，从哪一个方向看都是圆滚滚的。
要是站在千米之外，看树、看树下的人，树大大的，人小小的，便是一幅不错的风景画。春天，树的浑身长出绿绿的银杏叶，像披了碎花的纱笼。夏天，几万个扇形的叶片，茂盛得能塞满能想象到的空间，风一过，叶片摩擦得沙沙地响，忽而是宏大的交响，忽而是浅唱低吟。秋天，有金黄色的叶片，或是站直了一头砸下来，或是平躺着晃晃悠悠飘下来，一副闲散的样子；冬天叶落光了，西北风刮的时候，我们缩头缩脑地放学回家，它只好兀自站在那里，风霜雨雪从容面对。
白果树是我们心里的骄傲，也一直是我们那里的地标。上高中时外乡的同学问我住哪里，地方小，说半天人家都没有概念。只要说住在白果树的旁边，大家似乎都知道住在哪里了。有一次，几个同学要去探个究竟，测测白果树到底有多粗。从学校骑了三十分钟的自行车到树下，结果是四个人手拉手，还多出二十公分的距离。拉着我手的正好是我喜欢的女同学，搞得我一两个小时脑子都浑浑噩噩的，那是我青春中最美好的记忆。
公社要建大会堂，怎么觅都觅不到打椅子的木头在哪里。有人想到了我们村西的白果树。公社干部觉得可行，书记要砍树的话音刚落，村里的二蛋就拿着丈二的锯子来“做树”了。
伐树要用绳子在一边固定的，二蛋不管这些，爬着爬着就上了树。也没人注意是怎么回事，二蛋就从上面摔了下来了，腿骨一分二，疼得二蛋喊爹喊娘的。伐树的事情只好停下来。
有的东西被惦记上了不是好事。公社的人都在为砍树群策群力，有人建议要“做造”下，让村里的“四类分子”老李先在树上砍三刀。老李当然不肯，“不肯？那就开会批斗一下。”书记这么一讲，老李也有些怕。但终究人命关天。书记答应砍一刀十块钱，三刀三十块。三十块在那时是巨款了，强过老李半年的收入。老李又是磕头又是烧香，啪啪啪，在白果树上砍了三个碗大的伤疤，三十元到手。脚跌拐了的二蛋知道后，骂爹骂娘的。
长了七百多年的白果树倒下了，树干和枝丫在地上砸了好几个深坑。这是它有生之年的最大响动。几百年的道行，一朝了结。
听说乡大会堂五百多张椅子，全部是由这一棵树做成的。这是它由树变成木头的最后传说。也曾成为乡民饭后的谈资。
后来，公社大会堂转给了文化站管理，变成了影剧院。我曾经在文化局工作过一段时间，正好有机会到乡里的大会堂去看看。曾经在五百张椅子间走来走去，心想着哪一块的木头我青春的时候抱过？都像，又都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