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文学作品，从文本的层面来说，往往离不开富有表达力的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动人的故事情节、精巧大气的结构。如果说这些因素构成了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文学作品，那么将这些因素黏合在一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细节。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文学如长篇小说、戏剧中，细节可能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但是，细节无处不在，渗透在一部作品的全部肌体。正如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所言：“细节是有生命的细胞。”唯有借助这种“细节细胞”，环境才能典型，人物才能生动，故事才能可信。
典型环境是现实主义的首要要求。塑造典型环境，离不开细节的真实与具体。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写黄土高原上一个县城二三月时候的环境，“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通过污水、破毡帽等细节，真实展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并暗示了社会转型的必要性和曲折性——“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往往能够观察到一个人的一些性格特征。比如，经常打领带的人，一般做事会比较严谨；眼睛转得快的人，往往思维比较活跃；喜欢穿运动鞋的人，往往不拘小节等。小说也一样，作品中的人物其实是一种“符号人物”，如果没有细节的加持，往往容易流于模具化，高明的小说家都善于编织细节，让笔下的人物血肉丰满起来。
细节也带来了一种分寸感。所谓的“分寸感”，是指对故事情节的控制度，不急不慢，恰到好处。《装台》中有瞿团斗两位名角的故事。瞿团唯一一次大发雷霆，命令两位名角必须第二天上午十点半到舞台拍戏，否则翻脸不认人。小说写第二天一众人等都在舞台静候，瞿团端坐中央，十点半，人没到，十点四十，人还是没到。就在瞿团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十点五十，人到了——而且两人因为怄气，不是从一个门里进来的。这就是极佳的控制度。如果十点半就到了，缺乏紧张气氛；如果干脆就没到，情节不好收拾；迟到一会儿，而且不从同一个门里进来，这就是一个优秀小说家高超掌控力的体现。通过细节把控情节，不疾不缓，张弛适度。如此看来，细节也是一种叙事的方法论。
以上所论及的细节种种，似乎更注重在“术”的层面，比如烘托环境气氛、丰富人物形象、把控叙事速度等。实际上，细节不仅有“术”的功能，也蕴含着“道”的指向，即细节往往指向一种价值判断。这一价值判断，往往和作家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在路遥的经典作品《人生》中，高加林进城后，他和刘巧珍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有一天刘巧珍进城探望高加林，他们之间于是有了一段非常具有画面感的对话：
巧珍看见加林脸上不高兴，马上不说狗皮褥子了。但她一时又不知该说什么，就随口说：“三星已经开了拖拉机，巧玲教上书了，她没考上大学。”
“这些三星都给我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咱们庄的水井修好了！堰子也加高了！”
“嗯……”
“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
“哎呀，这还要往下说哩！不是剩下十一个了吗？你喝水！”
“是剩下十一个了。可是，第二天又死了一个……”
“哎呀哎呀！你快别说了！”
从《人生》整部小说来看，刘巧珍即使无法和高加林进行有效的沟通，但也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小说中除了这一次对话以外，刘巧珍在其他时候都是一个头脑冷静、表达有分寸、有见识、懂大体的女性。这一段细节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让高加林的背叛更有理由，反而更加暴露了高加林背叛的非道德性。也就是说，本来这一细节是为了让刘巧珍这一形象“降格化”，但是因为其前后不一致，反而暴露了叙述者试图为“背德者”开脱的意图。细节在这里没有服从叙述者即作者的主观意图，而是以自己的“主体性”完成了其价值判断——刘巧珍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高加林的眼光。
总之，没有细节就没有文学，没有好的细节就没有杰出的文学。很多读者不一定能记得《孔乙己》的故事情节，但是对“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记忆犹新。《追忆似水年华》的鸿篇巨制可能让人望而止步，但众口相传的“玛德莱娜小点心”在一代代读者中广为传颂。细节不仅仅是道具、符号和点缀，同时也是一个个的活体和主体。正是因为有它们存在，文学之树才能枝繁叶茂、常新长青。（杨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