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声光电纸，一切都是阅读的载体。媒介的多元意味着阅读的多元，没有谁规定必须通过某种特定媒介阅读，也没有哪种阅读方式敢于声称自身更有效。读者可以焚香清茶相伴，摩挲纸书，细品文字；也可以在地铁公交上轻划屏幕、随心阅读。
数字时代造就了丰富多彩的阅读产品，阅读变得更自由、更随时随地，书籍也能够以其灿烂的面貌与大千世界更多具体的人相遇：出租车司机在深夜用耳朵听完了整部《红楼梦》，大学生在随身的电子产品上看艰深的论文，快递小哥在等待派单时用手机阅读喜欢的网络小说，年轻人用播客的方式交换彼此的心灵书单与阅读感受，老年人则倾心于短视频里激情飞扬的故事会……阅读的方式变了，阅读的情境变了，但经由阅读抵达宽广而自由的远方的内在渴望，并没有变化。
全媒体时代的阅读，我认为可以套用胡适谈读书时“博而精”的观点，一是不妨接受媒介方式的“博”，积极拥抱这种多元性。阅读媒介的多元化，帮助我们在拓展眼界、积累知识、体察世事人心等方面能够“旁收博览”，更便捷高效地进入所需要的知识领域，在智识的海洋里泛舟遨游。在数字化带来的全媒体时代，媒介往往变成日常生活的重心，但读书是人心灵主体的渴求，这种无法压抑、无法湮灭的渴求，便能够顺势借助媒介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合目的性”；另外，却也不可忽视阅读之“精”的必要性。声光电阅读方式往往是海量与碎片化的，其传播方式注重“短平快”，长期接受此类阅读方式，会导致专注力的下降，会让人的思想趋近碎片化，容易浅尝辄止。所以，阅读应当有更好的方式，而这种更好的阅读方式就是坚持深度阅读——专注的、全情投入的，痛苦与欢乐并存的。
那么，全媒体时代应该阅读什么？又该如何阅读？阅读什么、怎么阅读的“主权”，全在于自我。但不妨向会读书的人借鉴一二。
1912年，陈寅恪从瑞士回国，去拜访著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夏曾佑对陈寅恪讲：“你是故人之子，能从国外学了那么好的学问回来，很值得庆贺。我自己则只能读中国书，外国书看不懂。不过，近来已觉得没有书可读了。”——“书都读完了”“无书可读”，夏曾佑的话令陈寅恪当时很是不解。几十年后，陈寅恪自己也到了无书可读的境界。对此，陈寅恪说：“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原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原典”是“原创性”和“基础性”的，而且“原典”往往是一门学科的入门书。读“原典”，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读书策略。因为它们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性和质地，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骨骼当中。读这些经典名著，才能明晰历史的脚步，未来的呼声，以及当下的自我定位，让内心渐趋丰盈。学科内原典的根柢，如同侠客的深厚内力，在“乱花丛中”亦可目光如炬内心坚定。面对信息之海，方可自信从容，或吸收、或屏蔽，自然作出决断。
所以，总得啃掉一两本原典性的书，越是难，就越是要去阅读；唯有“难”读过，才可拥有之后的“易”读。而这样的原典之作，往往是可以相伴终生的，是常读常新的。越是媒介多元化的时代，越要强调阅读经典的必要性。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传播介质如何进化，优质稀缺的信息、深刻多元的思想情怀始终无可替代。合理拥抱全媒体时代，让阅读之美薪火相传，阅读之光便能延绵不绝，汇聚为建设社会的强大力量。（王志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