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23年04月08日7版）红军第一次火烧长安市后，恶霸地主吴开基、刘俊卿等并没有吸取教训。相反地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腕，继续与红军对抗。他们一面派人假惺惺地去与耿维义谈判，表示愿意接受我方提出的各项要求；一面抓紧买枪，重修更楼。特别是叶建堂这个长安地区远近闻名的恶棍，依仗自己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懂得一点军事知识，扬言要与红军决一雌雄。
刘巧官、耿维义等人得悉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决定再一次教训他们。
1930年1月23日夜（农历腊月廿四夜），刘巧官、耿维义率领4名红军战士，悄悄地来到长安市，他们想找吴开基、叶建堂当面问罪，谁知道这些家伙一听说红军又来了，摸不清虚实，早就逃之夭夭了。刘巧官、耿维义等人没有找到吴开基、叶建堂，又放火烧了吴开基家新修的炮楼和叶建堂家才建了三四年的3间楼房。火光照红了东沙地区的半边天，它教训着那些反动地主：红军战士不可侮，人民群众不可侮！
红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两次火烧长安市，使长安地区的大小地主惊恐万状，纷纷逃往靖城或外地，要求国民党县政府火速派兵驻扎长安市，进行“围追清剿”。
国民党省保和县保，系兵痞、流氓所组成。这帮家伙进驻长安市后，不仅在生活上放荡不羁，极难伺候，连那些要求派兵的地主豪绅也对他们感到头痛。所以，他们在这里驻扎不久，就被地方士绅要求调往西来镇去了。
国民党省保和县保被调走之后，长安地区的地主豪绅以叶建堂为首，自办保卫团，并由叶建堂任保卫团团长。这个保卫团一经成立，农民群众更是叫苦不迭。政治上稍有不满情绪，便以“通匪”的罪名问罪，轻则被关押吊打，重则丢掉性命；经济上被百般苛求刁难，各种捐税多如牛毛，什么枪械捐、人头捐、棉衣捐、月捐、烟囱捐、壮猪捐等，不下数十种。每户每月多的要缴四五斗米，少的也要缴一二斗米，出不起的也要出。保卫团团部还成了监狱，经常有许多交不出捐税的农民被关押在那里挨吊打。保卫团还经常借“剿匪”为名，到如皋境内和靖江沿界河一带绑票、抢劫。农民群众的金银首饰、粮食、衣服、被子、猪羊等无所不抢。如皋地区遭受保卫团的残害，尤以黄家市周围最甚。
刘巧官、朱尚达等人带着长安地区民众的要求，再次请求如皋党组织派出红军，攻打长安市。这时，如皋、泰兴地区的红军，刚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这支新生的工农红色武装，驰骋在江海平原上，连续打了很多胜仗。军长何昆与如皋县委书记于咸，应长安人民的请求，亲自率领二支队，于1930年4月9日（农历三月十一），攻打长安市。战前，军长对部队作了动员。二支队中有不少战士是靖江人，他们一听说要攻打长安市，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如皋县委动员了数百名群众参战。这些群众都带了梭镖、大刀、铁叉、鸟枪等土制武器，还有鞭炮和火油箱。
傍晚，部队从戈家堡一带出发，半夜时分进入阵地，从东南西三面包围长安市，网开了通向根据地如皋的一面。枪声夹杂着鞭炮在火油箱内的爆炸声，犹如“哒哒”的机枪声一样响彻云霄。敌人在睡梦中惊醒，有的连裤子也来不及穿就落荒而逃。特别是叶建堂为保卫团聘请的范教练，平时夸夸其谈，耀武扬威，这次一听到枪声，便率先逃跑，一下子就逃到了孤山。红军和参战群众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占领了长安市。
天亮后，红军召集长安周围的民众前来分取据点里的物品和地主、大户的财物。保卫团团长叶建堂和恶霸地主吴开基、刘俊卿等人，始终未敢露面。附近西来镇的敌人也未敢出动。在安排就绪后，红军有秩序地撤离了长安市。
红军离开长安市后，有部分群众出于义愤，又放火烧了长安市的几户恶霸地主的房屋。但烈火无情，殃及了邻近的不少群众，被烧的人家有30多户。
这次红军攻打长安市后，长安市的反动地主为了记住对红军的仇恨，特地在南街头建立了一座“志劫寺”。1943年春，靖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拆除了这座反动寺庙。 （陈洪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