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冬，中共靖江县委和东沙、西沙地区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国民党反动军警、地方武装保卫团的联合进攻下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或被捕入狱，或被迫流落他乡。许多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绅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又可以为所欲为了，横征暴敛，加紧对农民群众的掠夺和摧残。但是，东沙地区暂时转移到如皋地区的刘巧官、朱尚达等共产党员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如皋地区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带领人民群众展开了前赴后继的斗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三次火烧长安市恶霸地主的住房和炮楼的斗争。
长安市是靖东地区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农村小集镇。这个集镇及其周围的恶霸地主刘俊卿、叶秀怡、吴生根、吴开基等人，在东沙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时，一个个如丧家之犬，有的逃跑到靖城，有的逃跑到苏南城镇。在农民运动遭到严重破坏后，一个个又死灰复燃，弹冠相庆。他们巧列名目，向农民群众勒资购枪，组织“看更队”，修筑碉堡（名曰更楼），实行所谓“联防”。即一家遇到红军打击，各家相互支援。他们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除了常用的重租盘剥外，还通学“借贷”“买青苗”等手段，并吞农民的土地。他们私设刑堂，将交不出租债的农民关押在更楼里捆绑吊打，严刑逼供。特别是每到年终岁底，他们就将欠租债的农民剥光衣服，绑至风口吹风，或站立水盆挨冻。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长安地区的刘巧官、朱尚达等共产党员为了解民于倒悬之苦，与如皋地区的党组织商量决定，派家住黄家市的共产党员耿维义等人，以红军名义，警告这些为富不仁的恶霸地主，提出三条要求:其一，对农民群众不得重租高利盘剥，不得并吞土地，不得摧残人身；其二，开仓济贫，给红军捐助粮饷；其三，解散“看更队”，交出家藏枪支。
地主吴开基、吴生根、刘贯一等人错误地认为，茅学勤率领的红军已被“打垮”，杳无影踪；如泰地区的农民暴动已被“剿灭”，不复存在。现有的红军，只不过是几个残兵败将，成不了大气候，掀不起大浪。因此，他们对红军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
为了打击这伙反动地主的嚣张气焰，刘巧官、朱尚达等人，配合如皋的耿维义等人，率领一支在“五一”起义中建立的红军游击队，于1929年12月2日清晨，教训了吴开基、吴生根等为首分子，发生了第一次火烧长安市事件。
这天清晨，长安市人声鼎沸，如靖两县交界地区的农民，正赶往这里做早市。耿维义这个20多岁、中等身材的年轻人，带领20几个红军战士，出现在长安市街上。他们长装便服，一副赶集的样子。走在队伍前面的耿维义等人，为了掩人耳目，都戴了“老虎头”帽子。他们先到吴生根的店里，以如皋县委书记于咸（即群众所说的“鱼虾儿”）的名义，要吴生根交出“看更队”的枪支弹药。吴生根是个30多岁、身材矮胖、极善于应变的人。虽然他平时满脸横肉，为人凶狠，口出狂言，但那是对付手无寸铁的农民。现在，找上门来的是威震如泰靖地区的红军领袖派来的人，他知道蛮干、硬顶是要吃亏的。于是，他使用了“苦肉计”，责骂自己混蛋，痛哭流涕，打自己的耳光，表示从今以后听从红军的教诲，决不与民众为难，并交出了“看更队”的一支长枪和几十发子弹。耿维义认为他的认罪态度较好，已经达到了教训他的目的，也就让他滑过了关。
接着，耿维义就率领队伍直奔吴开基的店堂。吴开基虽然只有20多岁，但为人狡诈。当他知道来人便是“鱼虾儿”派来的红军，并且要他交出“看更队”的枪支时，看了看眼前的这几个普通衣衫的人，根本不像有枪的样子，思忖他现有的武器，是完全可以对付得了的。于是，他借口进去拿枪，要来人稍等片刻，脱 身进了柜台，立即出了后门，窜上更楼，命令“看更队员”往街上开枪。妄图用枪声来吓退红军，并得到邻近的刘贯一、叶秀怡等地主的接应。耿维义一听到枪声，知道中了吴开基的“金蝉脱壳”之计。但他并不慌张，和队员们几乎是同时拔出了藏在袖管内的短枪，封锁住更楼的出口处。一时间，双方展开枪战，但都看不到目标。吴开基的看更队员不敢离开更楼，红军战士也看不到楼里面的情况。为了教训这个负隅顽抗的反动地主，耿维义与大家商量决定用火攻。吴开基开设的是南货店和棉皮行，红军战士立即弄来了火油，浇在棉皮上，点着了火。这天是东北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很快就将吴开基的5间店面及其店后的更楼烧着了。吴开基躲在更楼上，烈火卷着浓烟直往楼内涌来，眼看就有被烧死的危险。为了活命，他悄悄地从楼后跳窗，泅渡过港，一直向西逃去。
这时，长安市的其他几家地主，见枪声密集，吴家起火，并没有开枪接应，发挥联防效用，倒是紧闭大门，不敢轻举妄动。
耿维义立即在南市头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是解救民众疾苦的人民子弟兵，号召民众要积极参加红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还说明了火烧吴家的原因。
这次，红军烧了吴开基家的14间屋及其更楼，为长安市周围的民众出了怨气，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 （陈洪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