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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你在抗拒AI教育嗎?

日期: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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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C06版:教思       上一篇    下一篇


老師  你在抗拒AI教育嗎?

董志文

老師 你在抗拒AI教育嗎?

——從愛德曼全球調查反思本澳前線教師的AI教學心態轉型

由熱點事件切入

隨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浪潮席捲全球,教育範疇正經歷一場深遠的範式轉移。從智慧批改到智能助教,AI技術似乎正為現代教育提供“完美解方”。然而,在這場由算法與數據主導的技術變革背後,一場無聲的心理防禦戰正在講台前悄然上演。根據二〇二五年愛德曼(Edelman)全球信任度調查、數位教育協進會(DigitalEducationCouncil,DEC)的最新報告,多數教師對AI雖抱有期待,但內心深處的抗拒與焦慮依然揮之不去。

將視角拉回澳門現場,澳門特區政府近年積極地推動“智慧校園”建設。教青局在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台首創“澳門專區”,更計劃透過學校發展資助計劃支持學校配備AI教室。然而,在硬件日趨完善的背後,前線教師面對AI時,是否也存在着不可忽視的“心態卡點”?當我們優化科技設備的同時,有沒有忽視了教師作為教學主體的心理安全感?這不僅關係到智慧教育的落地,更考驗着本澳教育在技術變革中,如何更好彰顯人文關懷與前線關愛。有待我們反思的問題,茲述如下。

抗拒源於未熟習的取代恐懼

在教育學中,AI應是被定位為教學的“技術鷹架”(Scaffolding),旨在幫助教師跨越教學設計的瓶頸。然而,這是高度依賴於教師是否具備國際教育專家CarolDweck所指的“成長型思維”,將技術視為專業提升的契機,而非對個人價值的威脅。

這代表甚麼?數據為我們揭示了客觀的心理現實。在涉及巴西、中國、德國、英國與美國等共五千人的愛德曼研究指出,對抗拒生成式AI的受訪者中,僅有百分之十八曾有過糟糕的實際體驗;高達百分之八十二的抗拒者並非基於事實受挫,而是源於對未知的恐懼與想像的職業威脅。同時,DEC全球調查進一步佐證,雖然百分之八十六的教師預見自己未來會使用AI,但在心態上卻呈現嚴重分化。這種“越不熟AI的老師越害怕被取代”的相關關係,說明當前線教師缺乏足夠的熟悉度與實操機會時,職業安全的集體焦慮便會自然築起。難道我們不需要更具同理心地去理解教師阻抗背後的深層心理因素嗎?

澳門現狀剖析與體制之思

一、資源不均與私校體制的挑戰。政府政策與私校軟硬件環境正深刻影響着微觀系統(師生的日常教學)。在澳門特殊的“私校自主辦學與自由收生”體制下,資源豐富的大校,比較能迅速建設先進的AI實驗室並提供系統化的校本培訓;然而,弱勢學校卻可能在數位浪潮中面臨邊緣化的危機。這種校際落差對教師的心態調適帶來了客觀考驗。當弱勢私校的教師仍面臨繁重的輔導工作且缺乏資源支持時,他們可能更容易對AI產生排斥。難道我們不需要關注環境落差對不同學校教師帶來的心理張力嗎?

二、技術應用、角色調適與行政減負。誠然,智慧校園的推行初衷是提升管理與教學效能。但在轉型期,前線教師在面對日常教學之餘,往往需要適應大量的數據填報與系統操作。倘若教師為了配合各項智慧指標而耗費過多精力,留給師生互動的“教育溫度”難免會受到擠壓。愛德曼調查中指出,全球有近三分之二的AI懷疑者感到技術是被“強制作為(forceduponthem)”,當技術流於自上而下的考核指標時,教師的心理負擔便會增加。值得肯定的是,教青局已關注到此現象並計劃進一步簡化資助計劃申請程序以支援教師減壓。然而,如何確保AI在校園實務中扮演貼心的“減負輔助”而非“額外指標”,依然考驗着學校管理層。

三、同儕互助與本澳教師心態的關鍵解鎖。對比鄰近地區,如台港兩地皆為教師提供全方位的階梯式素養培訓與設備補貼。本澳雖然在二〇二五/二〇二六學校年度新增了資訊科技與非資訊科技教師的AI教育培訓,但在實務引導與心理建設上仍有進步空間。愛德曼報告指出,員工對“與自己相似的同事”在技術推廣上的信任度,平均是官方管理層的兩倍。這有力地說明,單純依靠行政命令難以消除前線的焦慮。倘若缺乏一線教師之間由下而上的經驗分享與心態支持,僅依賴宏觀層面的“AI專家”理論指導,前線教師的教學心態便可能面臨落地的阻礙。

結語與具體政策建議

筆者深信,科技再智能,也無法取代教育的溫度、因材施教的熱忱與對弱勢學童的悲憫心。要讓前線教師從“技術抗拒者”轉化為“智慧教育的引航者”,我們必須正視教師的心理安全感,將重心從“設備堆砌”轉向“心態賦能”。為此,筆者提出以下四點務實建議:

一、優化行政減負應用指引:建議加強引導學校建立“教師主動選擇”的應用氛圍,避免將技術的使用率,作為剛性的評核指標,切實地發揮AI簡化常規行政的功能。

二、搭建“同儕互助”的橫向分享網絡:鼓勵校園內建或校際間自發形成微型沙龍,邀請校內、校外有一線實務經驗的教師分享如何利用AI輔助設計分層教案、教材、有聲書、互動遊戲、短片、工作紙,藉由“同行效應”緩解前線焦慮。

三、開展“情境化與階梯式”的素養培訓:針對技術起步階段的教師,降低代碼與技術理論門檻,轉而側重“如何用AI引導學生開展批判性思考”等實際教學情境,引導教師建立成長型思維。

四、資源精準傾斜弱勢校園:建議教育基金在推進AI教室及資助計劃時,進一步向資源相對薄弱的小校傾斜,從政策層面彌合數位落差。

各位教育管理者,面對這場AI浪潮,我們在為校園購置先進硬件的同時,是否也應為辛苦的一線“園丁”準備好溫暖的心態裝備?畢竟,科技無法取代教育的溫度與人文關懷,不是嗎?

董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