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立戰略支點當開放大局的減震墊
深夜，智能燈具企業負責人羅先生還在和團隊一起，跨時區與巴西客戶逐條敲定合同細節。產品拿到了意向訂單，可葡語合同怎麼簽、貨款怎麼結、標準怎麼認證、糾紛去哪裡仲裁──四道關卡，道道上寫着“不確定”三個字。這不是一家企業的遭遇，而是千千萬萬中國企業出海的共同寫照。
八月十八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個五年規劃（二○二六至二○三○年）》正式公佈。這份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全文十篇三十六章的綱領性文件，回答的正是那位企業主的深夜之問，也是一道時代之問：小城市如何在國家大戰略中找到大位置？筆者認為，答案不在體量，而在定位──澳門當立的位置，是國家開放大局中的戰略支點；而支點發揮作用的方式，是當好企業出海的“減震墊”，讓出海不再是驚險一躍，而是一次有準備的軟着陸。
關於澳門，坊間曾流行兩種看法：一種說，澳門不過是一座休閒旅遊城市，談何服務國家開放大局；另一種說，澳門要做平台，就得複製香港、新加坡的路。但只要看幾個事實，便知兩種說法都只說對了一半。國家賦予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定位，本身就內含着服務國家開放大局的使命；澳門作為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四百多年中西交往史，沉澱下與葡語國家之間難以替代的制度接口。更難得的是社會共識──規劃編制歷時四十天公開諮詢，共收到一千七百一十六份、合共八千二百三十條意見，正面評價佔九成二。一條路徑能凝聚這樣的民意基礎，本身就說明它不是辦公室裡想出來的，而是從澳門的土壤裡長出來的。
這塊“減震墊”的價值，在於把“一躍”變成“落地”，其功能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把不確定性消化在專業服務裡：以法律、會計、金融、仲裁等配套，讓企業不必在陌生的規則環境中獨行；二是把風險處置留在體系之內：對已出海而遭遇硬着陸的企業，一企一策、專家陪跑，助其轉危為機──“減震墊”的作用，既在緩衝，也在回彈；三是把數字時代的合規門檻轉化為服務能力：善用科技手段與人工智能工具，協助企業構建合法合規的海外數字資產，減少數字領域的制度顛簸。中國企業出海，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缺的從來不是勇氣，而是緩衝。
更值得注意的是路徑的差異化。澳門主攻中小微企業與輕資產領域，以精準對接的平台、專項支持計劃和“以大帶小”的協作生態，把出海門檻降到最低，讓普惠紅利覆蓋最廣大的企業群體；同時，依託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疊加優勢，穩妥探索境外合規數字資產業務，在科技研發產業園落成之前，先立起科技與金融雙輪驅動的架勢。這不是與香港、新加坡爭奪甚麼版圖，而是為國家開放版圖補上一塊空缺的拼圖──發揮澳門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當然，一個支點要真正撬動國家開放的大局，必須把制度優勢轉譯為企業可感的服務，必須把差異化的定位守成難以替代的位置──兩個“必須”之間，正是“三五”規劃從藍圖走向現實的全部工作量。
藍圖已繪就，關鍵在落實。“減震墊”不會自己長出來，沿着“事前、事中、事後”三個環節，政府、業界、學界各有功課。
事前做緩衝，把不確定性消化在出發之前。建議政府盡快設立企業出海服務專班和一站式窗口，把葡語法律、會計、認證、仲裁整合為標準化的“出海服務包”，讓中小微企業尚未啟航，先看清航道上的暗礁──這是把澳門的制度稟賦，轉譯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可感服務。
事中做承接，把個體經驗沉澱為公共資產。建議業界共建認證供應商庫與案例知識庫，以“以大帶小”的生態，讓先行者的經驗成為後來者的路基──一家企業踩過的坑，不該讓第二家再踩；這是把單個企業的試錯成本，轉化為國家開放體系的整體韌性。
事後做回彈，把危機處置錘煉成一門學問。對已遭遇硬着陸的企業，一企一策、專家陪跑；學界則應把這些案例當真學問來做，多寫幾份管用的報告，多教幾位能用的學生，多陪幾家企業走過最難的那段路──統籌發展和安全，既要體現在國家的頂層設計裡，也要落到澳門這塊“減震墊”的每一根彈簧上。
支點不是喊出來的，是一顆顆螺絲擰出來的；而擰螺絲的手，就在我們這一代澳門青年中間。
行政主導體制給了澳門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效率，“一國兩制”給了澳門聯通中西的稟賦。習近平主席寄語澳門“登高望遠、海納百川、銳意進取”，這份囑託落到“三五”規劃，就是把澳門的發展命運與國家的開放大局緊緊聯在一起，讓“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在服務國家所需中行穩致遠。這正是新時代“愛國愛澳”核心價值最具體的實踐。規劃的份量，不在十篇三十六章的字裡行間，而在千家萬戶企業的賬本上。歷史給予澳門的機遇，最終要落到那位深夜辦公室裡的企業主，能否睡個好覺上。
澳門不必成為下一個香港或新加坡。但願五年之後，每一位深夜還在跨時區談生意的企業主，腳下都有一塊澳門造的“減震墊”──這，就是澳門對“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最樸素也最堅實的回答。
澳門財經科技與教育發展學會會長
澳門數字創新協會理事長
楊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