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時代的貨幣博弈
——兼論發展數字澳門元的必然
今年六月一日，澳門金融管理局舉辦了“中國——葡語國家央行數字貨幣發展與跨境創新應用高端研討會”。該局亦已於二○二四年十二月完成構建數字澳門元原型系統，並發佈數字澳門元白皮書。可能很多澳門市民暫時還分不清移動支付與數字澳門元的區別，以及發展數字澳門元背後的意義。但數字經濟時代的貨幣博弈，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早已拉開帷幕。
數字經濟時代的貨幣形態變遷
人類歷史上，貨幣形態曾歷經無數次變遷。貨幣的物理載體從貝殼到金屬，再從金屬到紙張，演化了幾千年。貨幣的形態受多種經濟、技術和社會需求共同影響。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法定紙幣，一般由中央銀行壟斷發行、以國家信用為基礎、靠集體信任為支撐，其實它的發展史還不到一百年。
隨着數字經濟時代的來臨，貨幣的形態再次發生變遷。目前全球公認的數字貨幣主要有三種：加密貨幣、穩定幣以及央行數字貨幣(CBDC)。由於加密貨幣主要作為一種特殊的金融資產進行交易，故承擔一般貨幣職能的數字貨幣主要是穩定幣與CBDC。
穩定幣與CBDC的分別
根據香港《穩定幣條例》，穩定幣是一種透過與特定資產（如貨幣）掛鈎來維持價格穩定的加密數字支付工具。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CBDC則是中央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發行的主權貨幣的數字表示形式。
從貨幣的職能來看，穩定幣及CBDC均是法幣的數字延伸。然而兩者在發行主體、信用背書等方面又存在顯著區別。穩定幣由私營機構發行，1:1錨定法定貨幣，需通過儲備資產維持穩定；而CBDC則由中央銀行發行，百分之百由國家信用背書，具有無限法償性。
此外，兩者在可追蹤性上存在核心差異。穩定幣的交易，就像一場所有人都看得見具體交易金額，但所有人都看不見對方真實面孔的“蒙面舞會”，雖然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隱私，但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而成為資金分層、轉移和清洗的工具。
CBDC的交易則是“可控匿名”，中央銀行作為CBDC唯一發行方掌控全部交易記錄，在“小額匿名、大額可溯”的分級設計下，中央銀行可通過大數據和AI技術分析資金流向，以防範系統性風險和打擊違法犯罪。
對穩定幣與CBDC的選擇：中美戰略分野
美國的戰略：穩住美元霸權，讓穩定幣成為“數字僱傭兵”。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指導與建立美國穩定幣創新法案》（Genius法案），為與美元掛鈎的穩定幣建立監管框架。該法案釋放出美國對穩定幣前所未有的政策扶持信號。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明確表達了對美聯儲發行CBDC的強烈反對，理由是官方貨幣數字化可能扼殺私人領域的創新活力，並對金融自由構成威脅。
Genius法案强制要求合規的穩定幣必須錨定美元或美債，且僅限在美國註冊實體發行。法案通過前，美國國債已出現拋售潮，新債發行也遇冷。而法案通過後，穩定幣成為了美國政府在數字時代維持美元霸權的利器。原來需要通過軍事威脅、政治手段和外交斡旋等多種方式維持的美元霸權，變成了一個由私人穩定幣發行商驅動、全球穩定幣用戶被動參與、自動創造美元及美債需求的低成本閉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成為世界貨幣，可以說吃盡了美元霸權的紅利——美國只需要用自己印刷的、幾乎沒有成本的美元，就可以購買到其他國家的真實產品與資源，並轉移其國內的經濟危機。這種收割，將隨着美元穩定幣在數字經濟時代得以延續。
因此，對於任何一種對美元霸權形成潛在威脅的貨幣，美國都會以最強硬的方式對其進行打壓。從日圓到歐元，現在輪到了人民幣。
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人民幣在國際間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使用，美國感到了人民幣對美元的威脅，隨後開始打出了一套制度封鎖、技術封鎖到聯盟施壓的組合拳。制度上，美國主導SWIFT系統和國際金融規則，可隨時以此制裁中國；技術上，美國發動“芯片戰爭”，以封鎖中國的高端製造與AI發展；聯盟上，美國通過北約、G7等盟友體系，對中國進行圍追堵截。
如果我們的人民幣國際化還在舊有的制度下推進，那相當於在美元鋪設的高速公路上跑中國車，不僅速度無法提升，也時刻受到公路被封的制約。因此，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必須找到一條新的貨幣發展路徑，從底層邏輯上繞過美元，讓中國車跑上自己修的高速公路。
中國的戰略：重塑金融秩序，用CBDC另立門戶。早在二○一四年，中國就開始啟動CBDC的研究，並於二○二一年七月正式發佈《中國數字人民幣的研發進展》白皮書。同年，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聯合多家央行啟動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項目。二○二五年九月，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在上海正式設立。
由美國主導的SWIFT系統被稱為“金融核彈”，這個國際資金清算系統連接全球超過八百個國家和地區，控制着國際貿易的命脈，一旦被踢出SWIFT，一國的國際貿易和對外經濟往來將受到重創，從而令該國經濟受到毀滅性的衝擊，伊朗和俄羅斯就是前車之鑒。
只要還嚴重依賴SWIFT系統，那它就是一把懸掛在中國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擺脫這種被動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中國人非常熟悉的自力更生，自行構建一套平行、可控、不依賴於美元體系的跨境金融基礎設施。mBridge和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通過mBridge，可以建立一個連通多國的金融基礎設施，解決跨境支付中不同貨幣之間的兌換問題，加入mBridge的央行，其貨幣可在同一平台上直接結算，實現“支付即結算”，不僅可以繞開SWIFT，還能提升結算效率，降低結算成本。相當於搭建一條多邊共治的全新“高速公路”。
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則聚焦於數字人民幣本身的國際化運營和生態建設，中心負責建設運營跨境支付平台，支持企業和個人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直接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佔比。相當於運營新能源車並向外輸出中國標準。
當全球越來越多的央行使用mBridge、越來越多的CBDC和跨境支付網路兼容“中國標準”時，人民幣就不再需要在美元鋪設的舊公路上“追趕”，而是可以在一條由中國參與鋪設的新公路上，與美元並駕齊驅。世界其他國家，也會擁有一個不再被迫選擇美元的機會。
數字澳門元：數字時代澳門的必然選擇
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以後，歷次美國對中國發出金融制裁威脅，港股都會成為最直接的情緒泄洪口。以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為例，全國人大宣佈將制定香港《國安法》，美國政府表示可能因此限制經過香港的資金流動，甚至威脅利用SWIFT系統限制香港主要銀行的美元業務，短時間內恒生指數暴跌，累計跌幅一度超過二千點。
澳門沒有股市，且金融業規模遠小於香港，但二○○五年美國對澳門匯業銀行的直接制裁，烈度之大，影響綿延至今。澳門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外部的微型經濟體，且貨幣透過港元間接與美元掛鈎，若被美國發出金融制裁威脅，將直接影響澳門賭收的匯兌和海外投資者的資金進出，重挫澳門經濟。
更重要的是，澳門作為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全體居民的憲制責任與共同義務。而貨幣主權是國家主權的核心支柱之一，人民幣作為中國的法定貨幣，澳門有責任和義務成為人民幣的“哨兵”。
美元穩定幣和其他加密貨幣，共同的特點是匿名性、速度、跨境性質及難以追蹤，故具有較高的清洗黑錢和恐怖主義融資風險，對於高度關注反洗黑錢及反恐怖主義融資的澳門而言，需嚴令禁止。此其一。
其二，這些數字貨幣若被不法分子利用，將可能通過澳門侵蝕人民幣的貨幣主權地位，衝擊國家的外匯管制。而澳門絕不可以讓此類事件有發生的可能。
因此，澳門的必然選擇，就是推動數字澳門元的建設，並與祖國和香港共同建好用好mBridge，由此構建一套連接內地與葡語國家的數字貨幣跨境支付網絡。這種模式既能發揮澳門“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又能依託其自由港的資本流動便利，形成其他地區難以複製的數字金融“精準連絡人”角色優勢。
對於普通市民來說，數字澳門元的體感與移動支付沒有太大差別。但是，移動支付不能做的，數字澳門元也能做。它是數字經濟時代澳門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唯一選項，是在美國掄起制裁大棒時的底氣，更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必經之路。
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而我們需要做的，是充滿信心的耐心等待。
龍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