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澳門）如果將海盜變成海商
吳志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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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將海盜變成海商 十六世紀，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向海盜弗朗西斯·德雷克頒發“私掠許可證”——一份允許私人武裝船隻攻擊敵國商船的法律文書。德雷克持此“執照”，在大西洋上劫掠西班牙商船，搶來的財富一部分歸自己，一部分上繳王室。 一五七七年，他率“金鹿號”開始環球航行，在秘魯沿海突襲西班牙運金船，搶走價值五十萬英鎊的黃金和白銀——相當於當時英國王室一年的財政收入。西班牙國王暴怒，要求交出德雷克。伊麗莎白一世卻理直氣壯地回答：德雷克持有我的私掠許可證，他的行為是英國王室授權的軍事行動。女王本人甚至投資海盜遠征，每在德雷克身上投資一英鎊，就獲得四十七英鎊的回報。德雷克從海盜變成了爵士，英國從海島變成了帝國。 與此同時，東亞海域上活躍着另一股強大的海上力量。鄭成功擁有三千多艘戰船、十萬軍隊、覆蓋整個東亞的貿易網絡，每年海外貿易利潤達二百六十九萬両白銀。他事實上已經具備了“準國家海上力量”的所有要素——軍隊、稅收、行政、外交。然而，無論是南明還是大清，都始終以“海賊”、“亂臣”視之。清朝內閣大庫檔案中，凡提到鄭成功必冠以“逆賊”二字；順治皇帝甚至斥其“兇殘狡詐，罪大惡極”。 如果當時的中國政府能像英國對待德雷克那樣，將鄭氏力量“私掠合法化”並納入國家海權戰略，中國在東亞的海上優勢能否延續？十七世紀後的海權衰落，能否改寫？ 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但正是因為它沒有答案，才值得我們反覆追問。 兩種制度，兩種命運。一邊是將海上暴力合法化、納入國家戰略的制度創新；一邊是將海上力量污名化、排斥於體制之外的故步自封。這中間的差距，是觀念，是制度，還是一個文明對海洋的根本態度？ （鄭成功·五） 吳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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