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藝術而藝術
杜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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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 （圖片來源：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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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鏡頭下的斯特蘭德 （圖片
來源：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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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為藝術而藝術 杜然 提及美國現代主義攝影先鋒，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Stieglitz)和愛德華·韋斯頓(EdwardWeston)必定榜上有名，但影響力與跟他們並列的保羅·斯特蘭德(PaulStrand)，關於他的著作、書籍和背景資料，在早年的美國則相對少見。這種厚此薄彼的現象，一度教西方學者迷惑。其中一種說法，認為這可能跟斯特蘭德的左傾思想有關。尤其當他的政治信仰，跟二戰之後的美國政治主流水火不容，斯特蘭德的“與別不同”，便顯得有點格格不入。 除了政治，對攝影的看法，斯特蘭德同樣自成一格。他師承美國紀實攝影師路易斯·海因(LewisHine)。海因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大學修讀社會學，後於紐約擔任教師，其中包括斯特蘭德就讀的倫理文化學校(EthicalCultureSchool)。海因倡導以攝影作教學媒介，相信相機可以推動社會改革，不時帶着學生到戶外攝影。在教學期間，斯特蘭德有機會參觀斯蒂格利茨經營的二九一藝術畫廊，讓他認識到盛行一時的畫意攝影，堅定了他以攝影為終生職業的志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了自我增值，斯特蘭德加入了“紐約相機俱樂部”，學習畫意攝影師善用的黑房沖印技術。 提升技術固然重要，但斯特蘭德不忘思考畫意攝影的局限。在上世紀初，美國學界不乏對畫意攝影的批評，並肯定直接攝影(StraightPhotography)的價值。一九〇四年，美國藝術評論家薩達克奇·哈特曼(SadakichiHartmann)在《美國攝影愛好者》雜誌上發表文章，批評斯蒂格利茨的畫意攝影運動，以“個人情感表達”為由，過度使用柔焦、調色、甚至以畫筆勾勒部分相片線條等後期加工修飾，為貼近藝術標準而刻意模仿繪畫，令攝影作品變得不倫不類。要“撥亂反正”，哈特曼提倡直接攝影，即拍攝之前，攝影師應對構圖、顏色、光線、明暗等考慮周詳，將後期修改的程度減至最低，甚至不作任何修改。 哈特曼此舉，變相向斯蒂格利茨直接宣戰，他對直接攝影的觀點，啟發了斯特蘭德日後的攝影創作路向。他相信攝影和繪畫沒有高低之分，而攝影的魅力，在於其本身作為獨立藝術媒介的可能性，而非一味刻意模仿畫家的筆觸和技法。因斯蒂格利茨的關係，斯特蘭德接觸到歐洲當年的前衛藝術、新抽象畫派和雕刻。他早年的代表作之一《華爾街》，便擺脫了畫意攝影的柔焦風格，偏重相機和黑房技術。在構圖上，斯特蘭德結合了現實主義和抽象元素，一方面客觀地捕捉了街景面貌，另一方面透過明暗對比、建築物的線條、以及行人在陽光下拉長的影子構成豐富的幾何圖案。 在這個攝影探索的過程中，斯蒂格利茨功不可沒。這位畫意攝影先驅，一直提攜美國攝影的後起之秀；他的《CameraWorks》是宣揚畫意攝影的重要刊物，不過雜誌的最後一期，卻專門刊登了斯特蘭德直接攝影的作品，可見斯蒂格利茨的胸襟。但隨着兩人對攝影理念的分歧，加上彼此後期關係生變，伯樂與千里馬分道揚鑣，不過是時間問題。歸根究底，斯特蘭德始終未忘海因的教誨：攝影並非用作附庸風雅，而是推動社會變革。 （美國攝影名家保羅·斯特蘭德·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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