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澳門）過渡前夕的憂與思
吳志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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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渡前夕的憂與思 一九八五年，澳門前途的問題正式擺上了中國政治日程。一九八六年六月底，中葡兩國就澳門前途的首輪會談在北京舉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藍圖漸次清晰。早在同年二月六日，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在濠江悄然註冊成立。一個民間教育團體，何以與國家命運同頻共振？ 答案藏在那時的澳門。中葡聯合聲明尚未簽署，過渡期的鐘聲已然敲響。“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化”三大難題擺在眼前。可現實令人心焦：整個司法界沒有一位華人法官、檢察官或律師。澳葡政府機構任職的法律專業人士僅九十八名，執業律師三十二名，法官、檢察官不到十人，絕大部分是葡萄牙人，華人絕無僅有。高級公務員隊伍中，也沒有一個華人。“很多人心裡確實又憂又急”——這是基金會發起人之一唐志堅後來回憶時的心情。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黃保銓、李鵬翥、唐志堅、畢漪汶、劉明新、陳滿六位有識之士站了出來。他們來自不同領域——黃保銓在瑞士日內瓦打拼二十餘年，深知知識改變命運；唐志堅執教數十年，最了解基層學生升學的困難。一個共識在他們心中成形：等不起。 於是，沒有官方指令，沒有公開籌款，六個人以私人之力扛起了為澳門育才的重任，在澳門前途未定之時，承擔起歷史使命。這座城市從未真正與祖國割裂，哪怕在殖民管治時期，華人社會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延續文化血脈。大專教育基金會的誕生，正是這種自覺的集中體現——用教育回應時代，以人才支撐未來。 四十年後回看，一九八六年那個春天，那間簡陋的會議室，已是澳門華人精神史的一個重要註腳。何以澳門？因為總有人在最迷茫的時刻，執意種下希望。 （大專基金會四十年·一） 吳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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