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真正危機是甚麼？
八月九日，新加坡《聯合早報》與台灣中時新聞網兩則新聞，照見台灣當下真實的困境。
斷網演習民眾冷淡
一則是台灣當局首次在“城鎮韌性”演習中加入所謂“斷網”演練。台灣十四個縣市計劃於八月十日和八月十三日進行移動網絡短時降速，測試“社會通信承壓能力”。另一則是在長崎原子彈爆炸和平紀念儀式上，台灣所謂“駐日代表”因不滿座位被安排在使節團區域之外，以“台灣地位被矮化”為由拒絕出席，並借機抨擊大陸。
表面看，一為內部演練，一為外事爭議，似乎並無關聯。可若放在一起看，恰恰照出了台灣當下一個越陷越深的困境：民進黨當局已經越來越習慣於把兩岸問題當做政治表演，把治理問題變成情緒動員。
先看“斷網”演習。不少接受採訪的台灣民眾對此頗為冷淡：有人根本不知道要演習，有人不明白為何要限速，也有人覺得“反正才半小時”、影響不大，還有人不知道演習，直言後續警報聲可以響大聲一點。
這恰恰說明，民進黨當局警報拉得太多，口號喊得太滿，“韌性”“備戰”“防衛”天天掛在嘴邊，而民眾面對重複的政治口號和媒體渲染，只剩疲勞和麻木。
演習早已淪為形式，警報淪為背景音，所謂“全社會防衛韌性”始終停留在文件和話術裡。
民進黨當局長期以來製造兩岸對立，渲染台海緊張，企圖煽動民眾“抗中保台”，可現實是，島內期盼交流、呼籲和平、反對“台獨”的民意不斷壯大。民眾越來越清醒，是誰在製造對立、製造緊張、製造風險。各種演習，不過是政治表演秀，勞民傷財、社會無感、毫無必要。
暴露當局內在焦慮
再看長崎席次爭議，問題就更明顯了。台方將原爆和平紀念儀式上的座位安排炒作成“矮化地位”“辱損尊嚴”，繼而再升級為對“大陸打壓台灣”的無理控訴。
這暴露出台灣當局固化的政治慣性：凡涉及稱謂、席次、禮遇的“尊嚴象徵”，便立刻進入高度情緒化狀態；凡能製造“受辱感”，便迅速轉化為內部動員資源。
這種姿態看似強硬，實際虛弱。民進黨當局越是高聲宣示“主體性”，越暴露出內在的焦慮。
兩條新聞連起來，邏輯就清楚了。
一邊是“安全焦慮”——不斷提醒社會，風險逼近，必須準備；一邊是“身份焦慮”——不斷告訴社會，尊嚴受損，必須憤怒。
這兩種焦慮，正在台灣內部纏成一股繩，共同塑造着島內越來越扭曲的注意力結構：關乎通信脆弱、基礎設施受損、社會承壓能力的問題，民眾越來越冷感；反倒是席次、稱謂、象徵待遇之類的問題，政治系統總能迅速拉高聲量。
這不是成熟社會應有的狀態。台灣當局如果長期生活在“戰爭想像”與“尊嚴敘事”之中，陷入政治表演與情緒動員之中，完全忽視社會治理與民生發展，那麼它最後得到的，往往不是更安全，也不是更有地位，而是更深的內耗、更重的焦慮和更強的被動。真正的“社會韌性”，從來不是高頻率的警報、形式上的演習、動員的口號。真正的“主體性”也不是對席次、稱謂、禮遇高度敏感。
看不見困境與現實
說到底，台灣社會今天面臨的，不只是外部環境的壓力，更是內部認知與治理邏輯的失真。甚麼是現實問題，甚麼是政治姿態；甚麼是治理課題，甚麼是情緒動員；甚麼是真正的準備，甚麼只是表面的緊張。這些越來越難區分。
信號變弱，是由於網絡技術的干擾；可如果一個社會判斷現實的能力持續變弱，代價就絕不會只是一場做做樣子的演習，也不會只是一場席次風波，而會一點點滲入它的政治、治理、公共討論與集體心理之中。
所以，台灣社會比“斷網”更危險的，是在一次次政治表演與情緒動員之中，越來越看不見治理困境與兩岸現實。
《環球時報》作者海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