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澳門）“暫”與“謀”的智慧

（何以澳門）“暫”與“謀”的智慧

吳志良

“暫”與“謀”的智慧

新中國成立後，面對近在咫尺的港澳，為何不急於收回？

一九四九年二月，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斯大林特使米高揚時，已預見性地談到了港澳問題。他說，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海島上的事情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

一個“暫”字，蘊含了多少戰略定力與歷史耐心。

同年十月，人民解放軍解放廣州後，“令人驚訝”地駐紮於深圳河畔——不是不能過河，而是選擇不過河。黨中央決定對港澳暫不收回，維持現狀，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由此避免了“四面出擊”、“樹敵太多”的政治困境，也為新中國利用港澳兩個中立港口的特殊地位，防止美國的全面封鎖，保持了一條同西方聯繫的“國際通道”。

周恩來是這一方針的主要制定者與執行者。一九五七年四月，他在上海工商界座談會上明確闡釋：“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他又將中央的態度歸納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

這一方針絕非消極等待。暫不收回，並非放任不管，其前提是不得危害新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一九五五年，葡萄牙準備大規模慶祝澳門“開埠”四百年。周恩來嚴正指出，這是對中國人民的挑釁。澳葡當局權衡利弊後，最終以“經費不足”為由取消慶祝活動。但同時，中央始終心繫港澳同胞——通過“三趟快車”向港澳供應物資，批准東江水庫向香港供應淡水。

一個“暫”字，不是放棄，而是等待；不是軟弱，而是遠見。真正的遠見，不在於急於解決眼前的問題，而在於為未來留下空間。（中共與港澳·三）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