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確政績觀寫澳高質量發展答卷
澳門學者同盟會長
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
葉桂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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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正確政績觀寫澳高質量發展答卷 歷史長河奔流不息，時代考卷常出常新。當前，澳門正處於“一國兩制”實踐的關鍵躍升期，也是深度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攻堅期。在此歷史交匯點上，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不僅是特區政府提升治理效能的“金鑰匙”，更是完善行政主導體制、確保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定盤星”。澳門應將正確的政績觀內化為施政邏輯的底層代碼，外化為“一國兩制”實踐的生動圖景，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書寫澳門繁榮穩定的嶄新篇章。 校準價值座標，從顯績喧器回歸潛績深耕，是破解治理中短視效應的根本良方。政績既體現在即期見效的顯性成果上，更體現在打基礎、增後勁、利長遠的隱性潛績上。在澳門這樣一個高度開放的微型經濟體中，治理往往面臨着速效與長效的博弈。施政者必須具備超越個人任期的胸懷與境界，敢於摒棄那些虛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與形象工程，將目光投向那些潤物細無聲的基礎領域。無論是都市更新中對歷史文脈的悉心呵護，還是在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中對人才發展生態的持續優化，抑或是產業多元中對新興技術的耐心培育，皆需摒棄急功近利的政績衝動，將施政重心對焦於破解民生痛點、夯實發展根基與跨越轉型陣痛。“民生無小事，枝葉總關情”，唯有對居民的操心事、煩心事保持時時放心不下的牽掛，方能將潛績做實，書寫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宏大文章。 啟動體制引擎，以行政主導促進高質量發展，是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關鍵。行政主導是基本法確立的政治體制，是澳門高效的治理基因。然而，制度的優勢不會自動轉化為治理的效能，正確的政績觀正是啟動這一體制內生動力的催化劑。首先，在正確政績觀引領下，施政邏輯應從部門視角升維至全澳大局，進一步強化跨部門協同，徹底打破部門壁壘與資料孤島，確保行政主導體制在統籌全域時能夠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次，必須從制度與文化層面雙管齊下，重塑擔當作為的行政作風。特別是要杜絕“不理舊賬”的消極心態，對於經過實踐檢驗的優良方略，應保持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一任接着一任幹；對於積弊已久的歷史遺留問題，則須敢於直面矛盾、動真碰硬推進改革。面對盤根錯節的深層次矛盾，必須堅決破除“依法不辦事等同於依法辦事”的理解誤區，避免將法治作為推諉扯皮、不擔當不作為的擋箭牌。同時，必須打破“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行政慣性，建立健全容錯糾錯機制，為擔當者擔當，為負責者負責。最後，要以數字化賦能政務服務現代化，健全完善與數字化發展相適應的政府職責體系。隨着數字政府建設的加快，政務服務正從有覆蓋向高質量、精準化升級。從政策的源頭設計，到過程中的“放管服”改革，再到事後的成效評估，均應貫穿以“智”提“質”、便民利商的理念。當行政主導的體制優勢與數字化改革的技術紅利疊加，澳門的治理必將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高效與順暢。 築牢安全底線，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是確保“—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基石。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對於澳門而言，風險具有更強的隱蔽性與傳導性，正確的政績觀必然包含一種主動防險、系統治險的底線思維。經濟適度多元固然迎來風和日麗，但轉型過程中的驚濤駭浪亦不容忽視。將風險防控貫穿於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全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極具價值的政績。在國家安全層面，持續完善法律執行機制、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澳”，是築牢意識形態與社會安全防線的基石；在經濟安全層面，堅定推進產業多元、逐步擺脫單一產業依賴、培育新的增長極，則是增強經濟韌性與抗風險能力的關鍵。只有底線築得牢、防線守得住，澳門的“一國兩制”之舟才能在國際風雲變幻中行穩致遠，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廣闊天地中揚帆遠航。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正確的政績觀，既是價值觀，也是方法論。它要求施政者既具備“登高望遠”的戰略眼光，又秉持“抓鐵有痕”的務實作風。面對複雜多變的治理環境，各級治理者必須始終保持“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感，主動謀劃、靠前作為。立足新起點，將個人的奮鬥融入澳門高質量發展的洪流中，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回應時代呼喚，是每一位愛國愛澳者的神聖使命。以正確政績觀為引，以行政主導體制為基，以產業為筆，以民生為墨，一幅經濟繁榮、民生幸福、社會和諧的澳門高質量發展時代長卷正徐徐展開。在新時代的趕考路上，這必將是一份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歷史的優異答卷。 澳門學者同盟會長 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 葉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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