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初燃——中國共產黨早期在澳門的革命活動
澳門雖曾長期處於澳葡政府的殖民管治之下，但澳門同胞的愛國傳統從未中斷。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即重視在港澳地區開展工作，利用港澳的特殊環境，進行革命鬥爭。從“五四運動”的愛國吶喊，到“五二九”慘案的正義聲援，從大革命時期黨組織的建立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救亡圖存──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革命活動雖因地域所限而留下的資料“一鱗半爪”，卻如星火般照亮了濠江兩岸。
一、五四浪潮激蕩濠江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愛國主義的浪潮也湧入了澳門。當時澳門雖在澳葡政府管治下，未形成統一的全澳性青年學生組織，但澳門師生仍以各種形式積極回應這場運動。據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香港《華字日報》報道：“澳門孔教學校的學生對於此次國恥異常憤恨，經已組織十一人團，實行抵制劣貨，並派出演說團，雖有學生被捕而志不稍衰。”
澳門童子軍分部亦積極行動，“連日遣派隊員往四鄉演講國恥，力勸人人抵制劣貨。演講隊高樹旗幟數支，上書‘晨鐘暮鼓，警告同鄉，振興國貨，毋忘國恥’等字樣”。崇實、德華、鑄民等十多所學校的員生，也分赴香山縣的翠微、前山、白石等地宣傳抵制日貨、廢除密約，號召同胞奮起參加救國運動。處在殖民管治之下的澳門同胞，以各種形式表達愛國熱情，同內地人民一道匯成反帝鬥爭的洪流。這份愛國情懷薪火相傳，三十一年後催生了澳門第一個全澳性青年學生組織──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二、五二九慘案與中共早期領導人
的聲援
二十年代初，澳門的工人階級開始組織工會，參加反帝愛國運動。一九二二年五月廿八日黃昏，一名非洲籍葡兵在澳門街頭非禮中國婦女，途人憤而痛毆葡兵，聞訊而至的葡警卻拘捕了三名華人青年。消息傳出後，群情激憤的工人、坊眾湧往警署要求放人。次日清晨，受澳葡當局之命增援的葡兵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射擊，打死七十多人、傷一百多人，製造了轟動澳門和全國的“五二九”慘案。
這一慘案激起了澳門各界華人的極大憤怒，紛紛舉行抗議示威。在各行業工會組織下，三萬多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澳門華商也宣佈罷市。面對高壓，澳門工人沒有屈服，繼續堅持鬥爭，迫使澳葡政府坐下來談判，並部分滿足了工人的要求。
“五二九”事件引起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譚平山、張太雷等人的高度關注。張太雷向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執行委員會提出通電警告葡萄牙政府，組織關於葡案的宣講隊，並在中共創辦的《廣東群報》上發表了聲援澳門工人的文章。這是目前所見中國共產黨對澳門事務最早的系統性回應，標誌着中共對澳門同胞命運的最初關注。
三、大革命時期黨組織的建立
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已在澳門建立了自己的組織。組織名稱為中共澳門特別支部，由廣東省委領導，成員曾發展到數十人。然而大革命失敗後，其工作一度陷於停頓。據中共澳門特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給省委的一份報告所載，當時澳門“只有十個同志還是比較積極”，報告坦陳了組織面臨的困難，同時提出了“訪尋失蹤同志談話”、“去工廠和碼頭把工人組織起來”、“吸收新同志”等工作設想。這些樸素的文字，透露出白色恐怖之下共產黨人堅守信仰的不易與執着。
澳門黨組織雖屢遭破壞，但黨員獨立進行的革命活動從未間斷。從這些零星材料中可以看出，該時段澳門黨組織很不穩定，名稱也多次變更，但革命的火種始終未滅。
四、革命低潮時期的“避風港”
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進入低潮。南昌起義後，中央令廣東暴動策應。葉季壯、張培道等接到通知到澳門參加省委召開的會議，討論回應葉挺、賀龍大軍南下工作計劃。會後，葉季壯在澳門新橋召開五邑地區黨員會議，研究貫徹省委關於“全力接應八一南昌起義大軍”的指示。
同年，中共“八七”會議決定由張太雷、楊殷、黃平組織臨時南方局。會後，楊殷在澳門依靠潘兆麥建立南方局軍委和肅反委員會領導機關。楊殷經常化裝來往於港澳和省內各地指導工作。他派楊青山做交通聯絡員，往來港澳之間，將《紅旗周刊》稿件帶往澳門秘密印刷，再帶到香港分發。為組織策應廣州起義，楊殷還以慶祝生日為掩護，在澳門南灣一帶某酒店召開南方局兩委聯席會議。
廣州起義失敗後，大批起義人員撤退到澳門。黨在澳門的機關負責接待和安置從廣州撤來的同志，為他們解決食宿和出路問題。江門、中山等地黨組織也在此期間撤到澳門，以澳門為駐地繼續領導武裝起義等工作。澳門，成為了革命低潮時期共產黨人重要的“避風港”和“中轉站”。
五、抗日烽火中的濠江力量
“九一八”事變後，身處澳門的共產黨員敏銳把握形勢變化，堅持抗日宣傳，開展統戰工作。一九三五年，受潘漢年領導、在香港從事地下聯絡工作的柯麟奉命到澳門開闢工作。是年秋，柯麟舉家遷往澳門，以開設診所作掩護，從事地下革命活動。潘漢年交給柯麟一項特殊任務──與居住在澳門的葉挺保持聯繫。在柯麟的安排下，中共中央派來的張雲逸與葉挺見面，請其出任新四軍軍長，為國共聯合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六年，廖錦濤、陳少陵等在澳門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國會理事會等社團組織。一九三七年春，廖錦濤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中共澳門特別支部組織委員、中共澳門工委組織委員。一九三七年六月，廣州市委委派杜曉霞、廖錦濤赴澳門開展建黨工作。十一月，中共澳門支部成立；一九三八年一月改為澳門特支，後發展為澳門工委。
澳門黨組織成立後，注意在各抗日團體、產業工人、學校中培養發展黨員，先後建立了學生支部、婦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關、岐關車路公司支部、紗廠女工支部。到廣州失守時，澳門黨員已達三十至五十人。一九三七年八月，在中共黨組織的支持發動下，澳門成立了以中共黨員廖錦濤等為理事的“四界救災會”。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淪陷當天，四界救災會成立了以廖錦濤為團長的回國服務團，先後組織十一個隊共一百六十多人奔赴廣東西江、東江、北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濠江中學也成為中共在澳門的地下交通站，掩護接送了不少抗日人士。
六、星火何以燎原
回顧中國共產黨早期在澳門的革命活動，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逐漸顯現：從“五四運動”時期澳門師生的自發愛國行動，到“五二九”慘案時中共早期領導人的正義聲援；從大革命時期中共澳門特別支部的建立，到革命低潮時期澳門作為“避風港”的特殊作用；從抗戰初期澳門黨組織的重建與發展，到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奔赴前線的壯舉──中共在澳門的革命活動雖長期處於秘密狀態，卻從未中斷。
澳門雖地域狹小、人口有限，但在中國革命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這背後，既有澳門特殊政治地位所提供的活動空間，更有澳門同胞根植於血脈的愛國傳統。星火初燃，終成燎原之勢。中國共產黨早期在澳門的革命活動，不僅是中國革命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日後“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成功實踐，埋下了深厚的歷史伏筆。
（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一）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