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德勸導”到“制度治理”
——校園反欺凌的結構性轉向
由一段欺凌短片說起
近期一段校園暴力影片在網上瘋傳，絕非單純的治安事件，而是一場深刻的社會矛盾展示。當大眾的焦點僅落在畫面中的施暴者與受害者時，我們往往忽略了那些隱身於屏幕後、按下“轉發”鍵與留言起哄的群體。正是這些看似無害的旁觀者，共同建構並維繫了一個讓欺凌得以滋長的權力場域。這折射出校園安全防線的深層危機：欺凌已從個體偏差行為，演變為一種結構性的群體參與。
客觀而言，教青局近年推行的“拒絕欺凌三部曲”指引，簡稱為“NOT”即：說不(No)、離開(Off)、告訴(Tell)及編撰《和諧校園——預防欺凌》實務手冊等措施，具備一定的政策善意。然而，當欺凌的場域已從實體的操場跨越至虛擬的社交媒體，從具體的肢體衝突，異化為符號與影像的無限複製時，傳統那種依賴班主任“苦口婆心”的道德勸導與事後個案跟進，顯然已顯得有心無力。問題的癥結並非僅在於學生的“道德滑坡”，而在於我們的教育系統內部，仍遲遲未能建立一套具備可操作性、穩定且權責清晰的制度化防禦機制。
“旁觀者效應”的制度性破解
縱觀近期多宗引發社會迴響的校園欺凌案，一個共性特徵尤為刺眼：龐大旁觀群體的存在。現場的拍攝、起哄乃至網絡上的二次傳播，常被涉事者輕描淡寫地包裝為“看熱鬧”。但從群體動力學的角度來看，正是這些“觀眾”賦予了施暴者社會認同與權力展演的舞台，促成了暴力的螺旋升級。
北歐（如芬蘭KiVa）反欺凌模式的核心價值，恰恰在於對這種“旁觀者結構”的徹底顛覆。在該模式的運作邏輯中，旁觀者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客體。當學校以制度明文確立“轉發與圍觀等同於同謀”，並透過系統訓練賦權學生安全介入時，欺凌的社會資本便被抽離。換言之，反欺凌的本質不應停留在對個別越軌者的懲戒，而是對整個校園生態場域的重塑。
跨越“界線模糊”的機制建設
此外，數字時代下的欺凌往往帶有極強的“模糊性”。許多涉事青少年在面對調查時，常以“貪玩”或“開玩笑”作為卸責的辯詞。這種對行為界線的無知，實質上反映了校園在規範界定與處置標準上的長期不一致。對前線教育工作者而言，缺乏實體肢體衝突的網絡欺凌，往往面臨界定困難與介入乏力的困境，最終極易導致事件被低估，甚至冷處理。
這正是制度缺位所帶來的必然代價。北歐的實證經驗啟示我們，唯有建立清晰的行為界定標準，並設立超越單一教師個人經驗的專責小組，以客觀、一致的準則對事件進行篩查與定性，才能消弭“各自表述”造成的延宕。一旦越過欺凌的紅線，便應立即觸發標準化的介入程序，而非依賴個別教師的臨場判斷或道德直覺。
從“事後補救”向“事前預防”的範式轉移
更深層次的危機在於，當前機制過度向“事後處理”傾斜。當欺凌事件發酵至必須動用警權或司法機關介入時，無論是受害者承受的心理創傷，抑或施暴者面臨的司法後果，其社會代價皆已難以挽回。近期相關司法數據的攀升，無疑是對現有校園內部預防機制失效的一記警鐘。
因此，我們必須推動反欺凌重心的戰略前移。預防不應是流於形式的口號，而必須是深植於日常教育結構中的實踐。透過將情境演練與同理心培育常態化，讓“零容忍”內化為校園的集體潛意識。
誠然，任何制度的移植皆須正視本土脈絡。澳門高度擠壓的校園空間、競爭激烈的升學體制，乃至家長群體在資訊不對稱下容易被放大的焦慮情緒，均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挑戰。然而，這些本土限制絕非拒絕變革的藉口，反而更突顯了構建一套具備高透明度與可預期性機制的迫切需求。
安全不能仰賴偶然
面對日益複雜的校園欺凌生態，我們不能再天真地寄望於教師的“多走一步”或學生的“自我約束”。在高度風險化的社會環境中，單憑善意與經驗的防線是不堪一擊的。
校園安全治理的下一步，必須完成一次深刻的範式轉移——從依賴“說不”的柔性道德勸導，堅定地邁向“有機制”的剛性制度治理。唯有當行為界線清晰可見、介入流程標準透明、且每一環節的責任皆可追溯時，學生的安全才不必仰賴於偶然的運氣。否則，未來每一次在網絡上瘋傳的暴力影像，都不過是再次無情地戳破我們那脆弱的防線，提醒着社會：危機早已在結構中生根，只是我們仍欠缺直接面對制度改革的勇氣。
梁啟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