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台之外的廢墟與重生 ——觀《恨女的逆襲》

擂台之外的廢墟與重生 ——觀《恨女的逆襲》

小 麥

師傅的支持 成就溫暖結局

?上電視只為勾起家人回憶

?王彩樺（左）演出令人驚喜

擂台之外的廢墟與重生——觀《恨女的逆襲》

單看《恨女的逆襲》(ADancewithRainbows)的片名、海報，相信觀眾很容易預設這是一部講述主角如何透過拳擊“逆轉命運”的熱血電影。然而，曾以《亮亮與噴子》奪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的台灣導演李宜珊，還有對她的短片有所認識的觀眾或許都了解，她鏡頭下的生命從來不是為了達成某種成功或是階級上的躍升，更多的是為了揭示生存本身那種黏膩、生猛且無法迴避的寫實命運個體。

《恨女的逆襲》對準了拳擊場內外一個女孩的家庭生活，探討主角如何在失能的家庭與看似破碎的信仰中，以溫柔的方式道出殘酷的成長故事。

因為《恨女的逆襲》入圍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火鳥大獎”新秀電影競賽單元，筆者有幸有機會可以提早欣賞這部期待已久的電影。故事圍繞着二十歲女孩家玲展開，她處於一個“沒有破碎”的破碎家庭：父親帶着年輕有錢的“女合夥人”肆意回家，而好賭的母親忍着氣經營着家裡的便當的生意；回到自己的打拳世界裡，師傅有如父親，對她一直栽培，及後被師傅帶入打假拳的世界賺錢，家玲沒有辦法理解甚麼叫“讓一讓”，世界彷彿一直在崩壞，主角並不被動，也曾反問、質問，但總像是把拳打在空氣之中，沒有回應，也沒能改變，家玲的人生命題，是要如何面對這種無力感。

電影的核心，源自於家玲與父親之間那段極度複雜、愛恨交織的關係。導演之前所接受的訪問中提及，該片原名為《兩道爸爸習題》，揭示着亞洲家庭難以跨越的檻。家玲對父親的“恨”，並非單純的厭惡，而是一種源於想不通、想不清楚的不甘心，以及對那份遲遲未得回應的父愛的渴望。父親在電影中既是家玲想要依附的對象，也是她必須逃離的陰影。導演處理這段關係時極其克制，沒有狗血的大和解，而是透過日常瑣碎的細節——兩人在車上的共同回憶，或是透過主角上電視節目，向家人展示腦海裡或許已經被其他人所遺忘的平凡而甜蜜的家庭生活，幽默又哀傷地展示着家玲對家庭的渴望與憧憬。倔強的家玲最終意識到，真正的成長不是想辦法扭轉世界，而是接受了父親可能永遠不會改變的事實，進而學會與自己的執念和解。與傳統拳擊電影在決賽奪冠的巔峰結束不同，《恨女的逆襲》的落點顯得極其冷靜且紮實。最終家玲以一名業餘拳擊手的身份參加一場正式比賽，或許對於家玲而言，這場正式比賽不是為了逆轉命運，而是她在經歷了現實的磨難、師傅的教誨以及與父親關係的拉扯後，為自己找到的一個座標。

要在這類寫實題材中建立說服力，極度考驗導演的調度功力。這部電影最驚人之處，在於其人物的立體感並非單靠劇本文本本身，而是透過一種極強的電影表演功力來體現。全片演員的發揮異常平均，這種平均是指整部電影沒有任何人演得過火，也沒有人掉隊。無論是老演員對角色高度理解的鮮活演出，還是年輕演員生猛、躁動的草根氣質，在鏡頭前都展現出高度的統一，成功地將不同資歷的演員校準到同一個頻率之中。這種對於演員表演發揮的調節與掌控，讓《恨女的逆襲》構成了一個真實且令人產生共鳴的世界，也是電影表演的示範教材。

另外，《恨女的逆襲》巧妙地安插了一座路邊被遺棄的小廟作為家玲獨處的地方之一。對家玲而言，那是她在大人世界的迷霧中的避風港。當身邊的權威形象相繼殞落，無論是教練的現實還是父母的崩壞，那本在荒廟中撿到的漫畫與這個地方成為她的小世界。片中家玲與家人實質便是住在廟裡，但電影中沒有刻意透露這種香港、澳門都沒有的文化。即使住在廟中，家玲也從來沒有拜神，反而在自己經歷低潮時，扶起了這個路邊小廟的神像，這種設計充滿電影獨有的曖昧感，也是一種觀看電影時的留白魅力。

李宜珊透過這部片重新定義了“勝利”。在《恨女的逆襲》裡，勝利是家玲在被現實反覆擊倒後，依然選擇站上擂台。現實問題沒有被解決，生存處境依然艱難，父親仍然與女合夥人住在一起，母親依舊不離婚。但當她最後站在擂台上，發自內心的安定力量，便是最徹底的逆襲，有如師傅經常提醒她的：“拳來不要閉眼，機會一到，一拳狠狠打下去。”李宜珊用一種近乎殘酷的溫柔撕開家庭假象，卻在裂縫中透進了光。這部片告訴我們：生活就是一場早已被安排好（甚至可能注定失敗）的拳賽，而我們能做的，僅僅是打出一場對得起自己的比賽。這份對自我價值與人格的追尋，或許就是我們能給予這世界最溫柔、最有力的一記反擊。

小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