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裡祈太平
仁 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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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太平年》中，錢弘俶的抉擇，
給現代人帶來了何種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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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年》裡祈太平 ——吳越錢氏“納土歸宋”的歷史緯度與中華文明堅韌向前的內生力量 “事後諸葛”有價值 任繼愈先生曾經說過，“事後諸葛”是有價值的。只有回望歷史與站在高處，才能看得清、看得遠。杭州西子湖畔矗立的保俶塔、千年祭祀不斷的錢王祠以及杭城留下的千年宋韻，是後人對那一段波瀾壯闊歷史與走馬燈式的歷史人物最明瞭的態度與認同。 近期在央視熱播的《太平年》電視劇，將大衆的視線拉到千餘年前的五代十國與宋朝開國歷史中。伴隨着歷史長卷的緩緩打開，吳越國錢氏的“納土歸宋”，是北宋趙氏繼“武力統一”的傳統方式之後，一次雙贏的“和平統一”模式，繼往開來，具有典範意義。 爲千萬蒼生放下的大義 “善事中國”與“納土表”是一場義與利、小家大國的抉擇。 當公元九七八年吳越國王錢弘俶遞交《納土表》時，“怯弱”“退讓”不是他的代名詞。 身處五代十國的動蕩年代，吳越錢氏是一種特別的存在，從錢鏐到錢弘俶，三代人經營的江南到了抉擇的時刻。他們在唐王朝分崩離析的年代，尋求保境安民。在動亂年代，沒有尋求脫離中國，“善事中國”，是一份承諾。他也沒有賣國求榮，反而到了關鍵時刻，爲萬千生靈求平安、求太平，毅然和平歸宋，這是以一己一族之卑微，托舉內心精神大義。因爲夏商周秦漢以來大一統王朝滋養的“中國”符號與熱望，早已深烙印其中。錢穆先生說過，中國是一個廣土衆民的大國家，必須得統一。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個最大的轉捩中樞。唐以後中國的歷史演變是好是壞，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羅馬帝國亡了，以後就再沒有羅馬。唐室覆亡以後，依然有中國，有宋、有明、有現代，還是如唐代般，一樣是中國。這是中國歷史最有價值、最堪研尋的一個大題目。因此唐帝國留下的不只榮光，還有“中國”這個遺産。 寫下《納土表》的那一刻，錢氏也許會想起《史記》裡“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也許他想到從吳王夫差、越王勾踐的戰國爭霸風雲，想到“君爲輕、民爲重”“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孔孟思想，想到“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對結束動亂年代的殷殷期許。這一刻的放下，相信天人交架，曾經徹夜難眠，更可能是惴惴不安，或者錐心之痛，但爲了“太平”爲了“中國”，他得放下。正由於這個千古一放，“太平興國”即將誕生，也爲詩人哲人輩出的時代鋪平了道路，這裡面有蘇軾、辛棄疾豪邁的宋詞、有立志改革的王安石，有寫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名言的張載，以及爲了收復山河高歌《滿江紅》的岳飛，以及保衛江山，吟唱《正氣歌》的文天祥。《滿江紅》、《橫渠四句》與《正氣歌》，日後成爲未來千年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精神追求、心靈寄託，也是引領中華民族走出被滅亡被蹂躪的黑暗之光及精神力量。 統一的智慧在中華歷史長 河中 “分久必合”、追求國家完全統一，是大勢所趨，也是智慧的鋪墊。在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歷史上，統一的道路與方式各異，武力統一是一種形態，但“和平統一”不是一廂情願，也不是可遇不可求，乃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産生的善果。北周柴榮立下十年開太平的雄心壯志，趙匡胤定下“先易後難、先南後北”、趙光義攻心爲上、文化興邦、包容開放的策略，而吳越錢氏休養生息、保境安民的策略，終使統一事業逐步實現。雖然宋朝始終未能實現如後來元明清的大統一，但統一之勢已成。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江南、嶺南進入穩定開發期，人工修繕的西子湖、東錢湖、錢塘江，那千萬人修築的萬里海塘、海上長城，終成中國經濟文化科技創新的場域，成爲自唐宋以來中國對外開放、繁榮發展的典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終成琅琅上口的標竿。因此無論是實現和平統一，還是建設富饒的家園，唐宋以來的“江南好”，是中華民族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探索。 中華文明的內生力量：文 明的厚度書寫在家訓裡 從《春秋》、《論語》、《孟子》到《錢氏家訓》、《了凡四訓》，中國人將四書五經的經典轉換成了家訓傳承千年。一千多年前吳越王錢氏放下的大智慧，轉眼成了如今熟悉的《錢氏家訓》，那“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的胸襟器度；那“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皆當無愧於聖賢”的磊落；那“處事不可不決斷，存心不可不寬厚。盡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的果敢與慎獨，告訴我們一家一族的向上向善厚度與向下深根的內生力量，它始終激勵有志之士胸懷天下，心繫天下蒼生。“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風狂雨驟時立得定，才是腳跟”，在歷史巨變時刻，希冀以千年智慧照亮我們前行的方向、行動的力量。 仁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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