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七言律诗，收录于《全唐诗》，因取篇首二字为题，实际属于借瑟隐题的无题类作品。该诗作于李商隐晚年，全诗运用比兴的手法，化听觉情绪为视觉意象，组合典故造就朦胧多义的意境。首联起笔铺陈追忆基调，中间四句典故承载多重心绪，尾联呼应开篇“华年”；辞藻华美，含蓄深沉，富有感染力。
□丁鼎
叶嘉莹先生的《好诗共欣赏》里说了三位诗人，他们是陶渊明、杜甫和李商隐。这三位，是三人行，都是我师。这怎么办？读谁呢？谈谁呢？这必定是个难题。
那一年去韩城，在司马祠看到“高山仰止”的匾额，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杜甫先生就是“高山仰止”，我这里就不谈了。陶渊明我最喜欢，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他是实现了自我的一位完美型诗人，我喜欢他诗的冲淡、沉着，表面看他的诗句似乎平淡不惊，却在文字下面蕴藏着人生的大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被王国维先生推为中国诗歌最高境界——“无我之境”。那么，东篱先生也就不谈了，实在没法谈。这样就剩下李商隐了，没办法，就他吧，没得选了。谈李商隐哪首诗呢，我看就谈谈这首最具争议和猜测的《锦瑟》吧。
《锦瑟》是李商隐（义山）自题诗集的开篇，相当于现代人诗集中的序，可见这首诗在他心里的重量。这首《锦瑟》极尽婉约、旖旎、浪漫、典雅、含蓄、自然、委曲、超诣、唯美也完美，在我心目中就是无懈可击的一首诗。
历来诗家对《锦瑟》就有：乐音说、悼亡说、自伤说、恋情说、寄喻说、论诗说等诸多说法，莫衷一是。
先说乐音说。其是说这首《锦瑟》表达了“适、怨、清、和”四种乐音。据《黄山谷诗话》“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据说黄三谷也不懂此诗，就去问东坡先生，东坡说：“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这说法，我觉得有失偏颇，不具全貌。只能说李商隐这首诗的中四句，诗意暗合乐音，是无形之中到达了诗意和乐音高度合一的化境。
再说悼亡说。李商隐是宰相王茂元的乘龙快婿，王氏是大家闺秀，善鼓瑟。不幸的是，王氏早逝时，李商隐不在家，等他回家，王氏已不在，看到爱妻弹过的瑟，睹物思人，写下“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的诗句。不能说这首诗没有怀念爱妻的意思，应该有，不过不是整首诗都是思念爱妻的，全诗读一遍，就能体会，诗的内涵要更丰富些。
自伤说。我们来看：庄生晓梦、望帝啼鹃、月明珠泪，都极其悲也，可见此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李商隐作为一位有独立人格和坚守自我的诗人，他不会把一首带有自伤情绪的诗放在诗集的首位，我坚决相信他不会这么做。
恋情说，是站不住脚的。其说这首诗是写一个女子的，当时李商隐在令狐楚家做幕僚，喜欢上了一位叫青衣的女孩子，诗就是写给她的。纪晓岚也从此说，我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李商隐这样看中的一首诗，不会是写给一份没有名分的恋情的。
寄喻说。其说《锦瑟》一诗是写了对丞相李德裕的怀念之情，也是有点道理的，但寄喻说不能反映《锦瑟》的全貌。因为即使是寄喻，也一定是寄喻好多人，比如他的老岳父王茂元，比如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令狐楚父子，寄喻一个人当然是承载不下这首诗中的情感的。
最后看论诗说。这个应该是《锦瑟》多种说法里最能说服人的。钱钟书先生在《冯注玉溪先生诗集诠评》中写道：颔联说作诗之法。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拟象，如飞蝶征庄生之逸兴，啼鹃见望帝之沉哀，均义归比兴，无取直白。举世宣心，故“托”，旨隐词婉，故易“迷”。以“蝶”与“鹃”等外物形象体示“梦”与“心”之衷曲情思。颈联说风格或境界。喻己诗虽琢炼精莹，而真情流露，生气蓬勃，异于雕绘夺情，工巧伤气之作。珠泪玉烟，亦正以“形象”体示抽象之诗品也。说得多好。但是，我们看最后两句诗：“此事只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显然不是在论诗。
那么这首《锦瑟》究竟写了什么？我苦思冥想，数夜未眠之后，得出如下结论：
《锦瑟》一诗，唯论诗，唯际遇，唯伤感，唯和解，唯寄托。这就是我对这首充满争议和猜测的《锦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