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成
在包头这片热土上，有一种文学回响穿越67载光阴，从1959年《钢城火花》的微光，到《包头文艺》的深耕，再到1980年定名《鹿鸣》，一路呦呦鸣唱，走到了第600期的重要时刻。
600期，不是冰冷的数字，是一页页泛黄纸张的温度，是一代代文人的坚守，是包头文学扎根草原、向阳生长的鲜活见证。
初次与《鹿鸣》相遇，是在20世纪80年代高中校园的图书室里，阳光透过窗棂，落在摆放着《鹿鸣》的书架上，油墨的清香混着纸张的温润，让人忍不住驻足翻看。翻阅封面才知道是包头本土刊物，那期正好连载包头作家李瑞的长篇小说《有罪的遗产》（后拍成电影《蜜月阴谋》），写的是包头老公安人员破案的故事。主人公叫刘志远，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我一口气读了好多期，并开始每个月都期待图书室那本薄薄的刊物。那时不懂何为文学殿堂，只觉得杂志里的文字格外亲切——阴山的苍茫、黄河的蜿蜒、包钢的炉火、东河区市井的烟火，字字句句都透着包头人的赤诚与热爱。从那时起，《鹿鸣》便像一位知心的老友，悄悄走进我的生活，陪伴我走过青涩岁月。
参加工作以后，我从事厂报编辑工作，与《鹿鸣》编辑部渐渐有了来往，才知晓了这本刊物不寻常的历程。1959年，它以《钢城火花》之名诞生，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刊名，点燃了塞外钢城的文学星火。后更名为《包头文艺》，再到1980年定名为《鹿鸣》，取自《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寓意着文学的共鸣与滋养。在不少读者心中，它曾与《花溪》《青春》等刊物并称为青年文学期刊“四小名旦”。贾平凹、海子等名家的早期作品曾在此刊发，让包头的文学声音传遍全国。
20世纪90年代，包头文联和《鹿鸣》编辑部都设在钢铁大街金融大厦里，我们几位文学爱好者经常相约去拜访。在小小的编辑部和楼道里，我们时常可以见到当时的包头文化名人，许淇、于富、戈锋、李野、李仰南、王炬、柳陆等。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我们的文化视野大为开阔，从他们的作品里感受时代的浪漫和文学的魅力。有一段时间单位领导“砍”了许多报刊，我们据理力争，保留了《鹿鸣》的订阅。那些年包头培养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鹿鸣》功不可没。
作为一名曾经的厂报编辑，我深深知道600期是无数人的默默坚守。一代代编辑伏案深耕，在浩繁来稿中甄选佳作，打磨文字；一代代作家笔耕不辍，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诉诸笔端；一代代读者默默陪伴，在文字中寻找共鸣、汲取力量。从铅字排版到电子编辑，从纸质刊物到线上传播，时代在变，《鹿鸣》扎根本土、滋养新人的初心从未改变。它始终坚守“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开设“青春写作”“阴山下”等栏目，发掘扶持本土文学新人，让无数文学梦想在这里生根发芽。
进入新世纪后，《鹿鸣》走过一段步履维艰的岁月。经济浪潮风起云涌，各类猎奇报刊遍地开花，全国许多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生存也成了问题。我们都替《鹿鸣》担心，但它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像极了山涧峭壁上的小花，任凭岁月变迁、风吹雨打依然绽蕊吐芳。
不知不觉与《鹿鸣》已相识40余年，我是《鹿鸣》成长的见证者，《鹿鸣》是我心灵的栖息地。在那些浮躁的年月，失意时，读一篇散文，看文字里的坚韧与温暖，便觉前路可期；闲暇时，品一首诗歌，赏字里行间的草原风情，内心便归于平静。它记录着包头的发展变迁，承载着包头人的情感记忆，每一期都藏着这座城市的芳华与诗意、坚守与热爱。
如今，翻阅《鹿鸣》，如同与故人品茗叙旧，依旧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文学初心。纸张虽薄，却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文字朴实，却饱含着真挚的情感力量。从《钢城火花》到《鹿鸣》，从第1期到第600期，《鹿鸣》早已成为包头的文化名片，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
“坐拥书城修心性，一卷书香慰流年。”工作之余，我特别喜欢逛包头文学馆，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细细品味跨越千年的包头文脉。我总觉得，千年包头文脉，恰与《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意遥相呼应，构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暗合。文学馆内的《鹿鸣》专栏，让人心怀赤诚、静心品读，与文字对话、与文脉交融、与城市共情。读懂它，便能读懂包头文学，读懂这座城市的人文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