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与时代价值

□张志环

《求是》杂志曾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从五千年前部落间的器物交流，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实践，这种“和而不同”的文明特质，始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密码。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深植于“多元一体”的历史基因。考古发现显示，早在旧石器时代，不同部落已在交流与互鉴中孕育包容底色；春秋战国“轴心时代”，诸子百家既坚守宗旨又吸纳他长，儒家“仁者爱人”、墨家“兼爱尚贤”等理念，构建起关注人伦的价值内核，“有容乃大”的包容机制悄然成形。秦代“书同文”却保留巴蜀、岭南治理特色，汉代尊儒术同时兼容阴阳法道，唐代“华夷一家”政策下，佛教与儒道融合形成禅宗，鲜卑、突厥等族群历史纳入中华文明谱系——这种“修其教不易其俗”的智慧，让“华夏”从地域概念升华为跨族群文化符号。

近代危局中，包容性成为凝聚各民族的精神纽带。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民国初年“五族共和”理念开始深入人心至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共识，实现全民族动员。强大的包容性，让各族人民在战火淬炼中凝结为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1939年，顾颉刚断言“中华民族的自觉心已在抗战中凝固”，正是这种包容凝聚力量的历史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容性通过制度、经济、文化三维实践持续深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维护国家统一，又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权利；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扶持，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中，藏族《格萨尔》、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等非遗项目纳入中华文化符号体系，构筑起共有精神家园。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纳入治藏、治疆方略，成为民族工作主线，推动共同体意识从情感认同升华为多维认同。

这种包容性在理论层面构建起完整支撑链条：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前提”——承认差异并拒绝绝对化，为多元主体提供共存底线；是对内整合与对外互动的“核心动力”——对内通过“差异接纳—互鉴融合—共识凝聚”将多元族群转化为有机整体，对外以“开放吸纳—主体重构—认同强化”路径在文明对话中锚定主体性；更是存续的“保障机制与衡量尺度”——以弹性平衡防止共同体僵化，用包容程度反映认同成熟度。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需直面包容性转化的挑战。文化层面，需避免“多元”对“一体”的解构，将各民族文化成就纳入中华文化整体叙事；经济层面，要破解区域发展失衡，让各民族在共建共享中感知“命运与共”；法治层面，须明确包容边界，既保障合法权益，又坚决反对借“包容”之名行分裂之实。对此，需以“多元一体”叙事凝聚共识，以实质性包容推动共同发展，以法治保障筑牢底线。

从“华夏蛮夷皆可教化”到“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未停滞。它不是简单的接纳，而是通过文化融合、制度创新、经济互动与历史叙事，将多元要素整合为有机整体。这种特质，既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密码，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文化资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唯有赓续“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才能在多元中强化一体，在差异中凝聚共识，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成为凝聚亿万人民的精神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