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芬
小城固阳，是我童年唯一抵达过的远方。
小城满载着我对城市的好奇和向往，就像一枚温润的印章，在时光的素笺上，烙下永不褪色的记忆。
县城很小，只有一条柏油马路，仿佛城市的主动脉，自南向北贯穿整个县城。川流不息的人潮，自行车流，夹杂着汽车高亢的鸣笛，拉着长调的“冰——棍儿——”叫卖声，共同汇集成小城的热闹。
刚刚落成的联营商场，一座两层楼的建筑，俨然是小城最繁华的中心，有一股崭新的霸气与傲慢。那年春节前，妈妈领着我和妹妹第一次走进那里。柜台里陈列的一种喇叭裤，黑底上撒着稀疏的雪花点儿，妈妈给我和妹妹一人买了一条。终于，在穿着喇叭裤的同学中间，我们不再是格格不入的另类。
“军人服务社”是小城驻军办的第三产业。逛街的人走过路过，都想好奇地往里探望，哪怕仅仅是为瞧一眼头戴军帽、一身戎装女兵的飒爽英姿。
开间很窄，延绵却很长的一家大型商店，人们贴切地叫它“长门市”。姥爷带我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货架上的布娃娃那么多，让人眼花缭乱。姥爷给我买了一个坐着的胶皮娃娃，膝上摊开一本书，用手一捏会发出“吱吱”的声响。
“长门市”的旁边是邮局，我们把对家的思念，取得的微末成绩，还有和好朋友的友谊，都郑重地封存在信封里，塞进那道狭小的缝隙里。高考金榜题名的那一年，我和几个同学托了关系，得以进入邮局内部的办公室，去等每天一次的邮车。直到有一天，当我的指尖碰触到那个印着大学校名的信封时，整个世界的声音仿佛在瞬间消失，安静得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邮局斜对面是新华书店，是像我这样的学生眼里的“知识圣殿”。在新华书店的南侧有一条窄窄的巷子，往里一拐，有一家小小的书摊，趁书摊的老爷爷在椅子上打盹，我们就快速浏览手里的书，也偶尔会用五角钱买两本过期的《少年文艺》。
老旧的剧院、新的影剧院是小城的精神寄托所在，都是当时人气火爆的地方。记忆最深的是第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看电影活动，之前从来没有在“有座位号”的地方看过电影，手里捏着那张小小的电影票，仿佛捏着一道深奥的谜题。邻座同学对我说：“咱俩的座位挨着。”那一刻，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后来，在这里看过《西安事变》《少林寺》《少年犯》……尤其是《少林寺》里觉远和尚的故事，为我枯燥的学习生活注入了莫名的、巨大的励志动力。
小城最热闹的地方，是汽车站。每天有南来北往的人搭乘公共汽车从这里出出进进，吱吱呀呀的公共汽车几乎是大家出行的唯一选择。每到年根底下，每辆车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但是无论怎样的困难，也挡不住人们回家的决心和勇气。
顺着县城的主街一直向南有个很大的坡，小城被这个大坡分成两部分，爬上这个坡就进入“南圪旦”。驻足坡上，看到鸽子在县城的空中划出欢快的弧线，家家户户自制的电视天线密密匝匝，形态各异，编织出那个年代独有的繁华。
我就读的固阳二中，坐落在“南圪旦”马路的西侧。起早贪黑的学生生涯，清晨的清爽，路灯点点，晚自习日光灯的明朗，都成为记忆里最温暖的底色。教室是多排红砖青瓦的平房，琅琅书声飘荡其间，瞬间透出一股庄严。
我只有更加努力，才能缩短我和城市的距离。所以每天的早晨，整个小城还在睡梦中，我踩着路灯下的影子去学校，有使命也有骄傲。一同早起的还有校门口不远处的流动货车，那里售卖的糖三角，是世间少有的美味。
我们暂住的房子，是父亲朋友家的南房，离学校还有段距离。因为房子刚盖好，我们就住了进去，墙还没有来得及刮白。一方小炕占去大半个空间，半夜起来，会看到潮虫密密麻麻爬在水泥墙上。冬天的早晨，脸盆的水会结一层薄薄的冰。
小城如今变了，高楼林立，街道纵横交错，每到晚上，霓虹灯闪闪烁烁。
我也变了，尘满面，鬓如霜。我和小城，“纵使相逢应不识”了。
隔着长长的岁月，每每回望小城，那些低矮的平房、生活的艰辛，都如黑白底片般苍白。可回忆却是斑斓的，仿佛给小城晕染上玫瑰一样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