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静
在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老城区南端，有一个地方，人声鼎沸、车马喧嚷，这里是连接城镇与南部村庄的交通要道。好多年前，这里还没有正式的车站，就是一个临时停靠点，但我们都叫它南门车站。
对南门的记忆，是从十七岁那年去包头读书的时候开始的。三月，春寒仍料峭，我背着行囊早早地站在将军尧村的三岔路口，等那趟从三道河发来的早班车。当车子缓缓停下后，我急急地奔过去，车门刚一打开，我就傻眼了。时间这么早车内已满座，只得站在中间过道里。车子一路向西，沿途不断有人上车，我被一步步推搡着挤到了最后面。春天一到，砂石路面翻江倒海起来。车行其上，仿佛醉汉，左摇右晃，将一车人颠得前仰后合。晕车的人哪能忍受这番颠簸？各种说不清来源的气味，在这铁皮罐子里蔓延。车喘着粗气前行，后面喷出阵阵尾气，似乎在宣泄不满。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南门，下车后的我，脚麻腿酸轻飘飘，像是刚从一场混沌的梦里挣脱。
在南门，至少得停留半个多小时，等待去包头的红色大班车。百般无聊的我拿着行李，独自站在路边，看匆匆赶路的行人和这陌生的环境。路西有两三家小小的杂货店，店外空地上支着水果摊。紧挨着的是一家小饭馆，卖些馒头、面条、烩菜等家常便饭，是旅客果腹与歇脚的去处，也是各种讯息碰撞、交汇的集散地。大客车、拉货车、运煤车一辆接着一辆，南来北往，伴着飞扬的尘土，叫嚣着、冷漠地穿过南门。叫卖声、鸣笛声、讨价还价声、司机粗粝的吆喝声……各种声音搅拌在一起，煮沸了南门的上午。等坐上去包头的班车后，那声音还在耳边回响。
七月放暑假归来，南门又是另一番光景。午后暑气正盛，几辆老客车懒洋洋地停在路边。忽然，一辆客车疾驰而来，未等停稳，售票员半个身子已探出窗外，用尽气力嘶吼：“三道河！将军尧！马上走！有座儿！”跟车的后生们开始“抢人”。他们眼疾手快，看见拎包的、张望的，或夺行李，或攥胳膊，往自己车上拉。我亲眼见一个穿着蓝布衫的妇女，肩上的包袱被一个司机抢去，她则被另一个司机拽着。那妇女又惊又怕，急得说不出话来。那时的南门，空气里总是绷着一根紧张的弦，混杂着汗味、机油味和为生存而搏斗的躁动。
卖冰棍、麻子、瓜子的小贩在车窗外穿梭。“冰棍儿——”拖长调子的吆喝声，像一丝凉风，钻入闷热的车厢。他们用旧报纸卷成三角包，兜售炒香的麻子和瓜子，换回几张汗湿的毛票。在这流动的热闹里，也藏着狡黠与陷阱。总有几个打扮得像本地人的陌生人，玩着“猜瓜子”的把戏。农村人实在，经不住周围人的撺掇与那“赢钱”幻象的诱惑，蹲下身去，押上辛苦钱，最终在摊主迅雷不及掩耳的收摊与消失中，怔成一座懊悔的雕像。
我生命里关于南门最惊心动魄的一笔，发生在中秋节放假的一个黄昏。紧赶慢赶，到了南门，日头已西斜。站里只剩最后一趟回村的班车了，黑压压全是人，塞得如同沙丁鱼罐头，挤得车门都打不开。我围着车焦急地转圈儿，几乎要哭出来。车主是个黑红脸膛的汉子，站在车前看了我几眼，又探头看看车里，忽然吼了一嗓子：“后头的人，往前挤挤！开窗户！”他指挥着车里的人向前挪。又指挥我，让我从车窗钻进去。我双手死死扒住那冰凉的窗框，车里有人拽我的衣服，车主使劲把我往车窗上举，终于爬进来了。车开了，我在人缝里艰难地喘着气，望着窗外迅速暗下去的天色，心想，啥时候才能轻轻松松坐一回车呢。
不知从何时起，南门悄悄变了模样。那些敞篷车、三轮车都不见了。一辆辆崭新的出租车在南门欢快地奔跑着，通向城区各个角落。私家车一晃而过，来去像风一样自由。通往乡间的客车换成了空调大巴，座椅柔软，冬暖夏凉。城乡公交车有了固定的班次，再不必拼命抢挤。南门东侧，一座汽车站拔地而起，大厅的电子屏上滚动着清晰的车次信息，乘客排队、买票、上车，秩序井然。从这里出发，可以直达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市区等地，远方成了一个清晰、确定、可以按时抵达的坐标。
华灯初上，远处的街道车流如织，霓虹闪烁，一片繁荣景象。南门，这座收藏着所有颠簸往事、烟尘记忆的丰碑，其实一直都在。它只是换了一副容颜，继续见证这人世间的下一次启程，与下一次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