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云晖
农历二月二，最初被称为“挑菜节”“踏青节”“花朝节”“春龙节”等，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元明以后，逐渐有“龙抬头”的说法，内容也逐渐丰富，其流行区域也遍及全国。
老包头作为一个因“走西口”而兴起、因黄河水运而繁荣的塞外古城，其“二月二”的民俗风情，更是在中原文化的浸润与草原文化的滋养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地域特色，成为世代镌刻在老包头人记忆里的文化符号。
农历二月二，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形成为民间节日。其最初被称为“挑菜节”“踏青节”“花朝节”“春龙节”等，由于气候和地域条件等原因，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唐白居易《二月二日》诗：“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民间以刀尺、百谷瓜果种子、迎富贵果子等相问遗，并有挑菜、踏青、迎富等活动。明王象晋编《佩文斋广群芳谱》卷四曰：“《翰墨记》：‘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游玩，又为挑菜节。’《秦中岁时记》：‘二月二日，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壶中赘录》：‘闽中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蜀中以为踏草节。’《宣府志》：‘宣府花朝节，村民以五谷瓜果种相遗，谓之献生。城中妇女翦彩为花，插之鬓髻，以为应节也。’”到元明以后，逐渐有“龙抬头”的说法，内容也逐渐丰富，衍生出围舍、填仓、引龙、辟虫、祈求风调雨顺等节俗内容，使“二月二”从一个原本内容相对单调、娱乐色彩较为浓厚的节日，转化为一个复合型节日，其流行区域也遍及全国。而老包头作为一个因“走西口”而兴起、因黄河水运而繁荣的塞外古城，其“二月二”的民俗风情，更是在中原文化的浸润与草原文化的滋养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地域特色，成为世代镌刻在老包头人记忆里的文化符号。
一
农历二月二，是春节结束与新春开始的重要节点，其期恰在惊蛰与春分之间。古代月令以为仲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万物复苏，人们与自然同步，开始一年的劳作。元吴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惊蛰二月节，《夏小正》曰：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说这个时候蛰虫纷纷出动，民间于是有辟虫之举。而作为鳞虫之长的神龙，此时自然也要从一冬蛰伏、正月与人舞动玩耍的状态中郑重其事起来，开始履行自己司雨和辖制各种害虫的职责，故而民间称之为“龙抬头”。这一称呼始于元代，如元人编《从容庵录》卷上曰：“雪窦贪观脚下，不知穿过髑髅。天童冷口伤人，明人不作暗事。我当时若作云门，以拄杖撺向雪峰怀里，拟议不来，随后教伊自作自受，亲遭一口。为什么如此？今朝二月二，暂放龙抬头。”元无名氏杂剧《渔樵记》第三折：“元来那相公宽洪大量，他着我抬起头来。我道：老汉不敢抬头。他道：你为甚么不抬头？我道：我直到二月二，那时可是龙抬头，我也不敢抬头。”元代熊梦祥《析津志·岁纪》载：“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睛。”元赵孟頫《题耕织图奉懿旨撰·二月》诗：“散灰缘旧俗，门径绕周遭。所冀岁有成，辛勤在今朝。”都说明元代的二月二，已与龙具有了极为紧密的关系，而且还演绎出用白灰引龙的风俗。到明代，又增加了熏虫的内容，沈榜《宛署杂记》第十七卷“二月引龙，熏百虫”。注曰：“宛人呼二月二日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婉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用面摊煎饼，熏床炕，令百虫不生。”
老包头旧时的二月二风俗，显然是对这些风俗习惯的继承，也是围绕着祭祀龙神、防治虫害等方面展开的，特别是对于以农业为生的村民而言，这一天不仅是“龙抬头”的吉日，更是开启一年农耕生活的重要节点，因此，各项民俗活动都与农耕生产、生活起居紧密相关，充满了质朴的烟火气与对五谷丰登的祈愿，是将自然现象与农耕需求相结合的心理反映。
在祭祀方面，二月二清晨（黎明最好），家家要到井上或山沟的瀑布、清泉等处用桶担水（或用水壶提水），按照当年历书上标出的治水龙数，投相应数目的乾隆通宝制钱于其中，然后返回家中，边走边洒，蜿蜒犹如龙行之状，到家后将水及铜钱倾入水缸之中，称作“引钱龙”。再舀清水一碗，其中放一枚同样的制钱，供在柜上，用罗子扣住，谓之“供钱龙”，以向龙神祈福。民国许寄吾《绥远的年俗和婚俗》中说：“二月二日，俗以为龙抬头之日，黎明家家往井中汲取新水，中置乾隆制钱一枚，挑至家中，以碗盛之，供之神前，谓之‘引钱龙’。”
在辟虫方面，对于乡村人家尤为重要，所以在二月初一夜间，家家要将房屋院舍撒灶灰圈围一遭，谓之围舍，据说可保一年居家平安，毒虫及邪祟不能侵袭。清《五原厅志略·岁时》曰：“二月二日，俗言龙抬头。乡民以灰围舍，提壶滴水，自门首引入庭中，谓之引钱龙。”之所以以灰围舍，据说灰有杀虫功能。此俗肇始于唐代的惊蛰风俗，孙思邈《千金月令》曰：“惊蛰日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
再就是扳枣山。所谓枣山，是老包头人过春节时供献在神位前的一种面塑，其形似山，上嵌红枣甚多，要供奉一个正月，直到二月二这天才能分食，民间谓之扳枣山，也叫“咬苍蝇头”，寓意夏天苍蝇虫害不生。俗谚说：“二月二，扳枣山，吃了枣山心底宽。”
饮食方面，一定要在早晨吃面条，叫作提龙头，为使龙神从沉睡中惊醒，振作精神；在中午吃饺子，谓之安龙眼，要让龙神精明眼亮，不至于盲目下雨；或者吃烙油饼，叫作扯龙皮或披龙皮，为的是唤醒龙王，使其脱胎换骨，便于履行职责。
当然也有些忌讳和讲究，比如妇女于是日忌针，不敢缝新补烂，怕扎瞎龙眼；还忌讳梳头，怕捯烂龙窝。男性则均在这一天剃头理发，美其名曰“剃龙头”，是讨口彩，取吉利，希冀着一年顺遂，如龙之腾飞。
这些禁忌以及与龙密切相关的讲究，和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龙抬头》记载的“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的习俗一脉相承，总之是小心翼翼，一切以龙的切身感受为最大考量。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却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的机会，映照出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对风调雨顺的期盼。而且，这些内容最初很可能也是祭祀龙神的举措，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生活化的民俗现象。
二
在老包头城市中，由于生活环境以及生产方式的差异，二月二的风俗习惯则大不相同，更多地融入了商业元素与娱乐气息，是元宵节之后，城区居民迎来的又一个狂欢节日。
首先，大多数商号要停工三天，全员享受节日的快乐。“节逢二月二，按例各商号歇业三天，上至掌柜，下至店伙，率皆消闲无事，非肥吃大喝，即游逛街头，盖一年之中，除是日放工外，再无别日。”即使不放假，“早午两餐，珍酒美席，则不可少。至各大商号，晚间多提前关门，亦有垒搭旺火，燃放火花者。”
其次，是舞龙灯。南海子河路社及真武庙九曲青龙社都要举办龙灯会，除上城内老街舞龙献艺之外，还要鼓乐喧天地进一些大院红火。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志·岁时》记其事曰：“二月二日为中和节，晨初汲水灌缸中，谓之引钱龙。俗以是日理发，曰剃龙头。市民四乡皆于是日举办龙灯会，其法以布做成龙形之灯，以数十人舁之，左折右旋，跳跃变化，鼓乐随之，名曰龙灯会。”
此外，在二月二的时候，牛桥街要在当街扎搭起高大的戏台，演唱社戏，娱乐大众。一些居民大院，与南圪洞三官庙前一样，立起秋千架子，竞打秋千。
而老包头城内二月二期间最主要的民俗活动，是西滩文昌庙前的“斗活龙”和真武庙后面空地上的“转九曲”，是老包头二月二民俗文化的重要标志。
民国期间的包头档案文献记载，“旧历二月二日，据民间传说为龙抬头之日子，旧习相沿，在包头街上又有一番好热闹。是日也，全街各商号门首，旗帜飘展，灯彩掩映，锣鼓喧阗，人声嘈杂，有的是跑花船，有的是斗活龙，有的是高跷、唱秧歌，有的是狮子滚绣球，尽奇斗异，极诱惑之能事。男女围观，其乐也几不知今日何日。入晚，前街市上，各商号门前齐烧旺火，火焰熊熊，照得街衢通红，灯烛辉煌，烟雾弥漫。有人摩肩接踵，如赴庙会。西滩文昌庙一带，尤形热闹，入晚斗活龙，龙嘴里能吐火。嗣为狮子滚绣球，空中系细绳数条，一条绳上系绣球，二条绳上各系一绿狮，人从远处引动绳索，狮子捕捉绣球，绣球滑走。狮子有时蹲踞以蓄势，有时猛扑而伸腮，一起一落，花样翻新，姿态百变，间以锣鼓助兴，比其他热闹更能轰动游人。以是翘首跋足之观众约有数千人，拥挤喧嚣，势如潮涌。附近妇女多上屋顶下瞰，以高临下，故能观得真切，看得仔细。”“废历‘二月二’，西滩文昌庙前，照例扮演‘斗活龙’之玩艺儿，招得市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均趋往围观，房上地下，拥挤不堪，简直路为之壅，途为之塞，人山人海，热闹异常。其‘斗活龙’之玩艺儿，名目繁多，除龙而外，兼有‘刘海戏金蟾’‘狮子滚绣球’‘孙猴子夺印’‘王祥捉鱼’等等，入晚兼带各种烟火，热闹更甚……又素极萧条沉闷、民众足迹罕到之真武庙梁，骤变成热闹繁盛、人烟稠密之区，九曲青龙社所摆之九曲黄河阵，招得男女市民，三三五五，成群结伙，纷往游逛。俗传所摆之九曲阵，专为预卜一年间之吉凶，如游逛者能照路线所走，进去出来，即主顺利，否则如不依照路线，任意钻绳而过，是主一年间之办事未能顺利也。街头之上，龙灯、高跷、花车之类，来往歌唱，种种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各大小商号，照常燃旺火，放鞭炮，耍起火，点缀的市面，形形色色……其热闹之盛况，实较元宵节尤甚，亦可徵包埠市面之日趋繁荣也。”
史料记载西滩的“斗活龙”表演，是光绪年间由开炭铺的商人邢继锁发起的，其后居民和附近商号公推会首，成立“活龙会”，每年届时举办，长盛不衰。之所以在文昌庙前“斗活龙”，可能由最初的文昌庙祭祀活动演化而来，因为俗传二月三日是文昌帝君的生日。
三
在老包头人的心中，二月二不仅是一个祈福纳祥、娱乐狂欢的节日，更是春节休息与开春劳作的重要分界点，无论是农耕、经商，还是读书、学艺，都要趁着春回大地的好时节，重振旗鼓，开启新一年的征程。
乡间旧俗，在这天各家要将正月期间供奉的各种神位塞入炉口烧掉，颇有摆脱诸神羁绊，轻装上阵的意思。东家雇佣的羊倌儿和长工均于本日上工，称为“上工日”。老包头城内各商号节后开业，私塾也会在二月二这一天正式开学，学童们认真地写下第一个毛笔字，谓之“开笔大吉”。
俗谚又说：“过了二月二，羞死个馋汉懒媳妇儿。”说的是正月期间，饮食较好，嘴馋的人可以大饱口福，家庭主妇则因为有许多的忌针日子，基本不动针黹女工，乐得清闲偷懒。但是一过二月二，繁忙的劳作接踵而至，春节准备的各种年货食品也吃了个罄尽，因而才有这样的谚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老包头二月二的节俗特点。
民国时期的《绥远通志稿》中，对于旧时二月二的风俗习惯，有一段较为简略概括的描述，可以作为本文明确而具体的史料佐证：“二月二日为龙抬头，城市悬灯结彩，作龙灯之会、九曲之戏，乡间亦有举行者。旺火秧歌，辉煌喧阗，一如元宵。黎明各家按是年龙数，投钱于壶，汲水井中，随走随倾，至家，以余水及钱悉倾入瓮中，名为引钱龙。各村疃醵钱献牲，谓之扶龙头。城乡多炊薄饼裹肴蔬食之，曰吃春饼，应节饭也。老小填仓日，亦多食春饼者。乡村种田稍多者，年必雇佣长工，年后议定工资，多在是日为上工之期，以农事方兴也。”
总之，老包头的二月二，是农耕文明的不朽印记，是移民文化的相互交融，是烟火气息中的虔诚祈福，是狂欢后的再次启程。它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寄寓着乡愁与希望，在岁月的长河中，虽是浮光掠影，却成为包头这座塞外老城温馨而又令人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
策划：李耀红
制图：孙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