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智
说起马，中国人心里总能漾开一片特别的情愫。这情愫里，有金戈铁马的雄壮，有古道西风的苍凉，也有春风得意的轻快。它不独是一个生肖的属相，更像一枚深深烙在文明骨骼上的印记，温润又坚硬，古老又鲜活。
马的身影，最初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那便是甲骨文的象形“马”字，一眼望去，便能见其高昂的马首、飘拂的鬃毛，乃至腾跃的姿态。先民以最简练的线条，捕捉住了这生灵最动人的神韵。自那时起，马便驰入华夏文明的肌理之中，再未离开。它从祭祀的牺牲、征战的脚力，渐渐演化成一种精神的图腾，一个庞大的文化谱系由此繁衍开来。从周天子麾下踏云逐风的“八骏”，到秦始皇陵旁肃立千年的铜车马阵；从汉武大帝为求西域天马、进而经略西域的宏图雄心，到唐三彩中那些披挂华丽鞍鞯、负载丝路繁华的驼马，马的脊背上，驮着的何尝不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民族史诗？它见证过封狼居胥的豪情，也聆听过昭君出塞的琵琶；它踏碎过玉门关的晓霜，也畅饮过渭城朝雨的酒香。历史的风云际会，时代的宏大叙事，都交织在这纵横奔腾的马蹄声中，声声震耳，步步留痕。
马一旦入了诗文，便添了万千气象，成了诗人笔底最富张力的意象。在屈原的楚辞祭祀乐歌里，它是“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先锋，载着求索的赤诚一往无前；在曹操的《龟虽寿》中，它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士，纵使岁月催老，壮志仍未消磨。唐诗里的马，尤其光彩夺目。杜甫写胡马：“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战马的忠诚与勇毅，让人想见它驰骋疆场、护主周全的模样。李贺笔下更是马的世界：“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瘦骨嶙峋却暗藏铜鸣，那是桀骜不驯、内蕴风雷的龙马魂魄。而到了徐悲鸿先生的水墨里，那些奔马彻底挣脱了有形的羁绊——骨骼清奇，意气风发，或渴饮江湖，或悲鸣战场，不再仅仅是马，而是一个民族在危难之际不屈的呐喊，是于困顿中昂然挺起的脊梁。
文人赋予马以风骨，百姓则赋予马以温度。在漫长的农耕岁月里，马是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口子”。它不仅是田垄间沉默的劳力，拉车、犁地、驮物，默默承受着风雨劳作；更是日常生活的亲密伙伴，懂人的辛劳，解人的孤寂。北方的乡村，冬日清晨，车把式一声悠长的吆喝，马儿打着响鼻，喷出团团白气，大车便吱吱呀呀地上路了。那马蹄叩击冻土的清响，与车辕的吱呀、风掠过枯枝的呼啸，交织成寒冬里最具生命力的乐章。因此，人们对马的情感是朴素的，也是虔诚的。农家会在除夕夜给马厩贴上“槽头兴旺”的红联，盼它安康有力；会供奉“马王爷”，祈求牲畜平安、家宅顺遂；会给初生的孩童准备绣着“马上封侯”“一马当先”图案的衣帽，那是最质朴的祝福，期盼着下一代能如骏马般前程远大、无所畏惧。马的形象，也被巧手的妇人剪成窗花，捏成面塑，绣在鞋帽之上，从历史的高远处，活泼泼地走进了市井巷陌、寻常人家的烟火日子里。
时至今日，机器的轰鸣早已取代了嘚嘚的马蹄声，宽阔的柏油路也不再需要铁蹄的叩击。马，似乎渐渐退出了实用的舞台，成为草原旅游的体验项目、赛马场上的竞逐明星，或是影视剧里的传奇配角。然而，马真的从我们的生活中隐退了吗？那“一马当先”的闯劲，“马不停蹄”的勤恳，“龙马精神”的昂扬，依然是这个时代最渴求的品质。
在每个人内心的旷野上，或许都有一匹未曾驯服的野马。它代表着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对远方的向往、对突破庸常生活藩篱的隐秘冲动。它时不时躁动，渴望奔跑。但我们并非徒有向往，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鞍辔”与“疆场”——可能是浸透汗水的专业技能，是历经挫折而不改的初心，也可能是一份清醒的自我认知与持之以恒的修炼。这过程，恰如驯马，是与自身惰性、胆怯和局限的博弈，最终目的，是为了与那匹内心的骏马合而为一，方向统一，心意相通，从而能够真正地驾驭自己的人生，朝着认定的方向，纵情驰骋。
当我们互道“马到成功”时，我们庆祝的，不仅是一个生肖轮回的仪式，更是对生命本身那股奔腾向前的力量的致敬与唤醒。让我们在新的春天里，梳理好自己的鬃毛，站稳自己的四蹄，认清前路的方向。在我们共同奔赴的旷野上，正酝酿着一场浩荡的、属于这个时代的——万马奔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