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英
母亲打电话来宣布：这周末炸麻花，让我们回去帮忙。
母亲年龄大了，楼房里小锅小灶不方便，我们总是劝她去外边买点尝尝算了，省得油烟火燎，费时费力。看来今年是劝不动了，时隔多年，我还真的特别怀念儿时腊月做年货的时光。
儿时，冬天格外的冷，刺骨的风像藏了针似的，拾筐柴火、提桶水，甚至是跑出去关个大门，脸和手都被冻得生疼。天地冻得硬邦邦，连狗叫声传出去，似乎都能被冻出一截脆生生的白痕。唯有“炸年货”的日子，这铁一样的冷就被灶膛里的火化开了口子。
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这口子里透出的第一缕光，便是炸麻花。腊月的日子是掰着手指头数着过的，数到手指发红，数到心尖发痒，睡前不厌其烦地扒着门框问母亲：“明儿炸不炸？”
母亲的麻花向来是做得早的。一来我们上学可以当早点；二来炸出来的东西放得住，年下待客或是送人都从容；三来腊月里做年货的日子都是倒排的，耽搁不得。
炸麻花是件大事。母亲早早地搬出那只沉甸甸的大陶瓷盆放好面粉，将水、油、糖用温水化开，和面、揉面。发面是悠长地等待，用厚厚的棉袄将面盆包裹起来，等到面团长得胖了一圈，轻轻一按，一个坑儿慢悠悠地回弹回来，便是时候放碱了。母亲拿出一团面，在抹了油的案板上反复地揉，揉到它韧性十足，再搓成长条，切成均匀的小剂子，整齐地码在白色的陶瓷盆里，一层剂子刷一层油，盖上盖子，让它们在阳光下变得更加柔软。
搓麻花时，左邻右舍的阿姨们会过来帮忙。醒发好的剂子温润得像绸缎一样顺滑，在掌心搓成细长均匀的条，对折，两头捏拢，顺势一提，那面条便自己绞成一个松散的扣。接着，一手捏住对折的环扣，另一手将两根面条向相反的方向轻轻搓动，搓紧了，再折成三折，那面条因着那股拧着的劲儿，自然而然地绞成六股，像小姑娘精心编起的发辫，匀称，紧实，又带着一种活泼的韵律。
我看得入神，央求着学，可面在我手里总是不听话，忽粗忽细，还会从中间断开。阿姨们看着我那“瘫软”的麻花缺胳膊少腿儿的样子，一边笑得前仰后合，一边帮着“整形”。我红着脸耐着性子，一遍遍地搓，终于也能拧出个像样的麻花坯子了。母亲把我那些“作品”单独放在一边，炸出来，成了我独享的、带着自豪的零嘴。
大铁锅里，清亮的菜籽油泛起细密的波纹，第一根麻花顺着锅边滑下去，紧接着，第二根，第三根……“滋啦！滋啦！”声音稠密起来，连成一片欢腾的、滚烫的乐章。麻花坯子慢慢地浮上来，先是浅浅的鹅黄，然后便是金黄。母亲用长长的筷子轻轻地拨动，麦子被热油激发出的醇厚香味，充满了整个屋子，又从门缝溜出去，吹散在腊月的风里。
第一锅麻花捞起，沥在铁丝笊篱里，阿姨们围过来“啧啧”地称赞这麻花做得好，母亲掰下一小截，吹一吹，尝一尝，笑容舒展开来：“真是不错呢，晾晾大家都尝尝。”刚炸好的麻花外壳是酥的，内里带着柔软的韧劲儿，麦香、油香，甜而不腻，足以抵挡冬日的寒冷和单调。午后的阳光暖暖地洒在一盆盆金黄的麻花上，热气在光线里舞蹈。
我的心早已飞到上学的日子里去了，往书包里揣上一根包好的麻花，走起路来都连蹦带跳，放学回家扔下书包直奔放麻花的陶瓷盆。一群冻得鼻子发红的孩子，聚集在巷子里比谁家的麻花拧得花儿好看，谁家的更酥脆。
记忆里，母亲炸好麻花，年味儿就来了，紧接着炸油饼、炸丸子、炸糕、炸猫耳朵、炸兰花豆……凉房里的大盆小罐都殷实起来的时候，年就到了。
我特意买了糕面和豆沙，期待着周末的炸麻花，一锅清亮的油，熟悉的“滋啦”声，藏在心底里的香甜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