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
母亲总是在每年的十二月初就买回下一年的日历，是一大本、需要每日撕掉一页的那种。
阴阳历的日期、星期、节日、节气等信息一应俱全、一目了然，让每个日子都过得明明白白。
童年时，我家的这种日历挂在一个泛黄的硬纸板上，这个纸板最初好像就是用来挂日历的，上方的正中间有两个小孔，下面的空白处有一幅插画，画着两个胖乎乎的姑娘，倒是和我家很搭。旧的日历撕完了换上新的，日积月累，这张纸板微微变了形，挂在墙上不再服帖，母亲就用一块透明的塑料板替换了它。
撕日历是祖母和母亲的事，而撕下来的这一页薄薄的纸，不是用来引燃灶火就是被祖父和父亲当成了制作卷烟的材料。我一直不大喜欢这种老式的日历，每天撕扯怪麻烦的，我唯一喜欢的是每年的最后一天换新日历的那一刻。母亲或是祖母郑重地从墙上取下钉日历的纸板，拆掉最后那一页，再把崭新的一厚本钉上去重新挂回墙上。新日历有一张喜庆的红色封面，通常被我要来玩耍，垫在放布娃娃的点心匣子里或者贴在结了冰花的窗玻璃上当窗花。
后来，每到年末，祖母的弟弟，我的四老舅，会从北京给我们邮寄一本挂历。祖母每年都会将这本她弟弟送给她的新年礼物转送给她的儿媳。我母亲就成了村里唯一屋里挂着挂历的主妇。那年月，挂历是稀罕物件，婶子大娘们来串门，总是恭敬地洗了手，凑到跟前一页页翻看。
挂历年年不同，以风景摄影居多，印象最深的是某一年的雷诺阿油画和1988年的“范曾近作”，不被婶子大娘们喜欢的这两本，正是我喜欢的。我喜欢雷诺阿油画不是因为我有艺术欣赏能力，吸引我的是画面上可爱的卷发洋娃娃和少女衣领上的蕾丝边，而挂着“范曾近作”的那一年，我们举家搬迁至包头城郊。
此后，挂历渐渐地不再是稀罕物，四老舅也没再寄新挂历来，而“范曾近作”作为我家最后一本挂历一直在新居门后面的暖气管子上挂了多年。
而我，就在日历的撕扯与挂历的更迭里悄然长大了。许多事，我忘了，我丢盔撂甲地忙着成长，风风火火地遗忘着时光。倏忽间，突然有一天，祖母走了。我刚怀孕时，还曾问她能不能给我看孩子，她说等孩子会走了就帮我带，婴儿怕是抱不了。两年后，祖父也突然走了。原来，日历一页页地撕，竟然也会撕掉生命。
2003年秋，祖父入土为安，父母随即搬离城郊居住了十余年的家来到我定居的城区。楼房的墙壁不好钉钉子，母亲就买了粘贴挂钩用来挂日历，好像城里的日子也是要一页页撕掉才踏实。那个挂钩贴在两个卧室之间的墙体上，是个小苹果的形状，如今房子租出去好几年了，偶尔进去看一眼，那个挂钩还在，只是，租客家不挂日历。
现在，父母和我同住一个小区，母亲的日历钉在一个台历架上，很结实的红色硬纸壳。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说：“今天是25号吧，忘了撕日历。”随即他撕掉一张扔进垃圾桶。我看见旧日历又剩下薄薄的几张，一年又要过去了。
母亲在厨房炒猪肝土豆条，每年的这个时段是老家杀猪宰羊的季节，刚刚过了冬至，阳光就好像多了些暖意，其实北方的极寒天气还在路上呢，我却无端地觉得春天不远了。
在冰凉的风里呼出一团团白气，在白茫茫的人迹罕至的雪野或盐碱地上奔跑，干枯的芦草在脚下发出折断的脆响，炒猪肝、炒瘦肉的香味从村子里飘出来，传得老远。
有时候，依稀觉得那样的时光并不遥远，怎么父亲就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母亲蹲起坐下的时候也透露出了艰难。母亲结婚后祖母主动让出家庭主妇的位置，凡事不再做主，祖母与母亲是我见过的最和睦的婆媳。我结婚后，母亲替我操心琐事，依旧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不是我不愿意承担，而是为了让母亲一辈子都有成就感。
在母亲家茶几下面的格子里，一本崭新的日历静静地躺着，随时等待上阵，这一年就要结束了。阻止不了时间的流逝，就珍惜每一刻的陪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