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华
冬至大如年的记忆都与妈妈相关，是她用实际行动让我知道，生活除了吃饱穿暖，还得有仪式感。
每个冬至清晨，都在妈妈“快起来，今儿冬至，有好吃的”叫声中醒来。火炉已烧旺，上面的铝壶正“突突”喷着白气。炉火旁烘烤的衣裳，妈妈摆得极有章法：最下层是厚重的棉裤棉袄，往上依次是线衣线裤，而最贴近那红红炉火的，必定是贴身的秋衣秋裤。那熨帖的温暖，既一丝不苟，又有仪式感。
我们洗漱时，妈妈会冲油茶面。那是用猪油将面粉炒到焦香，开水一冲即成的糊糊。一个“茶”字，倒给这浓稠的碳水添了份清雅。与此同时，妈妈还会在大灶上烙“歘煎”，即摊煎饼。“歘”是象声，是面糊滑入滚油那一瞬的欢快；“煎”是动作，是耐心等候其成的笃定。一张金黄油亮的煎饼在手，就着油茶面下肚，元气便从胃里升腾起来。
寻常的日子，妈妈给我梳头总是利落的马尾。唯独冬至这天不同。她会拿出一方崭新的红纱巾，三折两叠，手指翻飞间，一朵生动的大红花便绽放在她掌心。那时的头绳，不过是秃秃的橡皮筋，这朵红纱花，便是顶奢侈的装饰了。她仔细地将花系在我的马尾上，我对着穿衣镜左照右照，心里美得冒泡。再郑重地系上压在枕下一夜、叠得棱角分明的红领巾。镜中的女孩，神气活现，仿佛这隆冬的节日，有一半是因这头上的红花而光亮起来的。
领着睡眼惺忪的弟弟上学去。为了给他醒神，一路上专找结了薄冰的地方打出溜滑。到了校门口，总能看到抱着引柴的同学。那时的教室是平房，值日生得自己生炉子。炭由学校供给，引柴却得从家里带。刨花、树枝、旧报纸，什么都有。生炉子是门大学问，先放软柴，再架硬柴，最后小心地添上炭，从下面点燃。弄得不好，浓烟倒灌，熏得人眼泪直流，甚至燎了眉毛头发，也是常有的事。但等到两个炉子都烧旺了，橘红的火苗欢快地舔着炉壁，那份由自己亲手创造的温暖，便格外珍贵。常有同学将冰冷的馒头、花卷放在炉盘上烤，不一会儿，麦香混着烟火气，便在教室里弥漫开来，这是那些岁月里，最扎实的富足感。
中午的冬至盛宴，主角是酸菜油渣馅饺子。油渣，我们叫“油滋锁子”，是肥肉炼油后剩下的精华，黄澄澄、香喷喷，缩成一个个酥脆的小“锁头”，锁住了全部的荤腥与香气。妈妈拌的馅，咸淡适中，油润喷香；擀的皮，中间厚四周薄，筋道无比。一口咬下去，酸菜的爽脆、油渣的酥香、面皮的麦甜，在口中交融。佐着蒜泥和老陈醋，真有那种“饺子就酒，越吃越有”的酣畅淋漓。
除了饺子，桌上还常有两样：醋熘白菜、小葱拌豆腐。白菜酸爽开胃，豆腐一清二白。这菜蔬来自姥姥姥爷家，面是姥爷磨的，菜是姥姥种的，连换豆腐的黄豆，也是姥姥给的。这顿冬至饭，吃出了一份血脉亲情的暖意。
若妈妈手头宽裕，还有泡在凉水里的冻柿子和海红果。咬一口冻柿子，那蜜一般的甜浆凉丝丝地滑入喉中；海红果则是酸甜的，格外醒神。若妈妈得闲，晚饭时还会用胡萝卜熬一小锅糖稀，做一笼蒸饼。我最爱将饼一层层撕下，卷成小卷，蘸着糖稀吃。松软的饼，清甜的糖稀，那种丰腴的满足感，甭提有多美了。
吃喝完毕，妈妈会为我变个新发型：梳两只羊角辫，戴一顶她自己织的红线帽。帽子是用父亲劳保手套拆线、染色后，用繁复的松紧针法织成的，厚实又好看。说起编织，妈妈可是出名的巧手。她总爱琢磨新花样，我们毛衣上的花样，比商场里的还精巧。毛裤织得极厚，是我上体育课的优势。那时我们常去东河槽滑冰，有时会坐在纸壳上连成串从冰坡上滑下，有时会两人拉着一个蹲下的人在冰上飞奔。那时的孩子仿佛铁打的，磕碰摔跤，爬起来照样疯玩。
论玩，最有趣的还是踢毽子。冬至前后，妈妈有时会宰一只鸡，那最艳丽修长的尾羽，便成了我们毽子的材料。一个铜钱，包上布，缝上一截细管，插上三四根光彩夺目的鸡毛，一个漂亮的毽子就诞生了。冬天穿着厚棉鞋踢毽子，脚不疼，毽子起落翩跹，是灰白天地间一抹灵动的色彩。
其实，冬至大如年，大就大在这份郑重其事的“过”上。是妈妈，用朴素的仪式，为我们冬日的岁月，镀上了一层抵御严寒的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