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屹娇
第一次了解记者这个职业，是在我初中二年级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那时，我们班组织了一次校外实践，以记者的身份开展问卷调查和视频拍摄。年少的我自以为是地想：不就是问几个问题、拍几段视频吗？记者这个工作，一定很轻松。然而，之后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是个初秋的日子，九月的阳光还很暖，风却已带上了凉意。我们穿着短袖，外面裹着冲锋衣——唯一裹不住的，是走出校园实践的那份激动。我担任了小组组长，在当时看来，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我和组员们一起打印问卷、设计问题、租借器材，忙得像个小陀螺，却丝毫不觉得这些琐碎的工作枯燥。
我们将活动地点选在人民广场，那里人流密集，很适合开展调查。早晨八点，我们在定制的横幅前合影后开始分组。我站在老旧的台阶上布置任务：八人分成四组，每组一人负责拍摄，一人负责发放问卷和提问。
我第一个想采访的是一位高高瘦瘦、留着些胡渣的叔叔。他看起来行色匆匆，可年幼的我哪里懂得察言观色，一个箭步就冲上前想要拦下他。他却只是摆摆手，什么也没说便离开了。受挫之后，我急于表现自己，又接连拦下了好几位行人，却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
我的情绪渐渐低落。接二连三的拒绝让我不知所措，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担任组长。各种质疑在脑海中翻涌，“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这两句诗大概最能形容我当时的心境。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认识，也有了最初的转变：这并非一份简单的差事。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搭档突然提议：“也许我们应该找那些看起来不忙的人？他们或许更愿意停下来听一听。”这句话点醒了我。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晨练的人们，或是步履从容的年轻人。
终于，第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姐姐。当问到她学历时，她轻声回答：“博士。”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提前准备好的问题全都忘了，竟脱口问出“博士难不难考”“分数要求高不高”这些如今看来十分稚气的问题。姐姐并没有浇灭我的热情，而是详细地讲述了考博的种种艰辛与努力。我用崇拜的目光望着她，佩服她的坚持。之后我又问了不少天真甚至“弱智”的问题，她都一一耐心回答。采访结束后，我仍意犹未尽。
那一刻，我开始尊重记者。
第二位受访者是位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的老爷爷，正随着音乐健步行走。在填写家庭成员时，他只写了个“2”。后续采访中他告诉我们，因为家庭变故和老伴离世，如今他和孙子相依为命。但他并不感到孤独，依然每天坚持锻炼、热爱生活……说这些话时，他的眼神始终带着光，嘴角挂着微笑。站在一旁拍摄的我，听着这些温馨的讲述，鼻子却阵阵发酸。老爷爷积极生活的态度让我深深感动，也让我明白：白纸黑字记录的不仅是故事，更是真实的人生。
那一刻，我开始正视记者。
第三位采访对象是位环卫工人。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橙色工作服，正在忙碌。当我们提出采访请求时，她先是一愣，随后局促地用方言说：“我不识字。”我们有些不好意思，急忙收回问卷，表示只拍摄视频就好。她同意了。在镜头前，她说：“女儿成家了，我怕她嫁过去被人家看不起，想多挣点钱，让女儿更有底气。我又不识字，只能瞒着她偷偷干这个活儿。”拍摄结束后，她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告诉她女儿。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一位穿着朴素的环卫工，而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那一刻，我开始敬畏记者。
如今，我已考入大学的新闻专业，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更深了解。我懂得了，新闻记者用镜头和纸笔，“让无力者有力，让无声者有声，让悲观者前行”。
新闻工作，是一份无上荣光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