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君
今年是恩师刘兆威先生百年诞辰，距他远行已逾十数载。先生百余幅旧作、篆刻等于内蒙古美术馆展出时，我因故未能参加开幕式，深感遗憾，却也为先生书法重归展厅、精神得以延续而欣慰。夜归后，展卷观其隶书作品，墨痕似仍温润；翻泛黄《作品集》，扉页题字依旧清晰。那些跨越辈分的畅谈、灯下授业的叮咛，以及他待我如子侄的温厚，在记忆中愈发鲜活。
先生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独特的“三指执笔法”。其无名指曾被火车门夹伤，无法常规五指握笔，便以三指临帖创作，竟写出风骨独具的小篆。彼时呼市、包头不少人慕名学此技法，以为是写小篆的秘诀，先生却笑言：“这是我没办法的办法，常规五指执笔才是正途，但三指执笔也可行。”如今先生虽逝，其小篆在内蒙古书法界仍有一席之地，而那“特殊”握笔姿势背后的坚守与通透，更胜笔墨。
先生的温厚，藏在笔墨与日常点滴中。我仍记得他拄着拐杖，强忍腿疼登上我家五楼的模样。进门后，他铺开宣纸，用三指执笔一口气写了13幅小篆。墨香中，他半开玩笑对我爱人素素说：“你看我这几幅字，算不算挣下顿饭钱啦？”那天我们煮了面片，我笑着回应：“哪止一顿，您挣下了一年的饭钱！”如今，他伏案挥毫的身影与那句玩笑，仍清晰如昨。
先生对书法的较真，更体现在“一字之教”中。我曾临摹他的《三国演义》开篇词，将“惯看秋月春风”的“惯”字写为提手旁，还在落款标注“误写”。彼时先生已病重在床，见此却笑着指正：“‘惯’字本就是提手旁，你这标注画蛇添足。”他还叮嘱，小篆非偏旁机械拼凑，每个字都有固有形态与字法，甚至随手拿出字典，指出其中几处错误。这番话如醍醐灌顶，至今我写小篆仍不敢轻率。
作为西南联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先生对汉字的解读尤为通透。一次聊到篆书，他指着“采”字说：“下面是‘木’，上面是‘手’，本义是伸手在树上摘果子，汉字形态就是照着这意思造的。”说着便在纸上写就“采”的篆书，木的竖画稳立，手的笔画轻拢顶端，一个字瞬间有了画面感。那时我才懂，在先生眼中，每个汉字都是鲜活的故事，藏着古人的生活与智慧。
先生的严谨亦体现在学术细节里。他曾为我写一幅字，首款题“殿君乡贤弟雅正”，我误以为“弟”指兄弟，还拿此事打趣。先生笑着解释：“‘乡贤弟’是指同乡好弟子，并非兄弟。”他还指着案头邓石如字帖，说明姜寅清先生题词《祠骧顽伯》，是夸赞他书艺承继清代小篆大家邓石如的风骨，解了我的误会，也让我为自己的无知羞愧，更记取他对书法与学术的敬畏。
病中的先生，仍处处记挂他人。那年夏天，我听说他生病，专程前往呼市探望。彼时他家未开空调，闷热难耐，先生脸色苍白，坦言“胃里堵得慌，咽东西困难”。中午留我吃饭，他想起冰箱里是清真速冻饺子，便说：“忘了你不吃牛羊肉，你下楼买袋猪肉馅的吧。”我要接手煮饺子，他却坚持：“你煮不好，水开三次点三次凉水，出锅才筋道。”饺子煮熟后，他只端着温水，看着我吃，叮嘱“小心烫着”。那鲜美的饺子里，我尝出的却是他病中仍记挂我口味的厚重心意。
在包头肿瘤医院，我见到了先生最后一面。彼时他已被肿瘤折磨得形销骨立，五十多天粒米未进，全靠输蛋白维系生命。他让儿子叫来我和素素，支开子女后，枯瘦的手先比出长距离，再慢慢收拢，声音嘶哑：“小孙，生命本这么长，我想让它变这么短，你们明白吗？”随后他抓住我的手腕恳求：“刘老最后求你们一次，能不能让它再短点？我太疼了，听说有安乐死，素素在医院，能不能帮我要一针？”我心如刀割却只能拒绝，立刻找来管床大夫，拜托务必止住他的疼痛，让他好好睡一觉。这成了我们的绝别，每每想起，仍心痛不已。
先生生前还有一桩重托，他曾带着呼和浩特书画队伍回托克托县办笔会，见包头缺牵头人，便托付我：“小孙，你能不能带着包头的书画家，也回托县走走，为老家书画事业尽份力？”后来托克托县委宣传部邀我，我立刻联络包头书画家，在元宵节带队前往，这一走便是七年。队伍从最初7人，发展到后来53人，汇聚了包头半数以上知名书画创作者。我们办笔会、搞交流，还助力托县书协成立，我也被聘为首届顾问、第三届名誉主席，更在当地职业技术中学开展书法讲座。看着托县书画氛围日益浓厚，我深知未辜负先生嘱托。
如今再展先生手迹，仍似当年他轻拍我肩头般真切。这份忘年情谊，已化作我笔底墨韵、做人标尺与默默思念。百年诞辰之际，唯以更勤勉的习书、更踏实的言行告慰先生：您教的字、说的理，我一直记着、守着。看到您的家人与各界为您筹办展览、组织研讨，给予您高度评价，作为学生，我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