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巧霞
去年四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一向要强、倔强的86岁母亲，坚持独自去卫生间，却在弯腰捡拾倒下的拐杖时不慎摔倒。
第一天，全是各项检查。初步诊断显示，母亲左股骨粗隆间骨折。医院需要等待所有检查结果出来、经过会诊后，才能决定是否手术。母亲因为疼痛，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平静。晚上，侄子坚持让我睡在租来的折叠床上，他自己则搬了把椅子守在床边，看护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匆忙赶去上班。
第二天，母亲依然反复折腾，言语中满是后悔和自责，怪自己没听劝。可说什么都晚了，我们只能面对现实。我在一旁陪伴，虽尽力安抚，却依然感到力不从心。一天下来，颈椎和胳膊开始隐痛，右小臂也变得僵硬。晚上，医生通知明天一早可以安排手术。我连忙联系了专业护工，等她术后到位，或许能稍稍缓解我们的疲惫。
第三天早上八点十分，母亲被推进手术室。大哥、二哥、我和侄子守在门外，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病人进出手术室，望眼欲穿却无能为力——那一刻，我们真切感受到医生的权威与生命的脆弱。下午一点四十分，母亲的手术终于顺利结束。回到病房后，输液、雾化、吸氧，护士按流程来往穿梭。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我们静静守在她的病床两侧。麻药尚未退去，母亲仍在酣睡。那一刻，我唯愿她安安稳稳睡个踏实觉，暂时忘却所有的苦痛。
那时，母亲的身体正承受着煎熬，但她同样是幸福的——儿孙们都在身边陪伴。
母亲住院一周，我连续陪了七个夜晚。在此期间，二哥白天负责做饭送饭、抽空陪护；二嫂带着刚满周岁的小孙女在家照顾90岁的老父亲；大哥一打工结束就来医院看母亲；大嫂边带孙子边抽空做了几顿饭，由哺乳期的侄女送到医院；二侄女每天送完孩子上学也匆匆赶来；我丈夫每天或早或晚都会来一趟，送饭、采购必需品。儿孙辈或来陪伴、或来电问候，母亲的病榻时光并不寂寞。
母亲节前，母亲出院了。在北京带孙子的姐姐赶回来陪了她二十多天；节后，三嫂也来到家里，日夜照顾母亲二十多天；二哥则一直守在二老身边。
这一年，母亲没有像很多同类手术的老人那样彻底“躺平”，她的几处伤口恢复得很好，只留下淡淡的疤痕。
母亲总怕自己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她说：“不能躺，躺下就真的起不来了。”于是每天上午和下午，她都要坐着轮椅到客厅，双手撑着餐桌，慢慢挪动几圈。天气好时，她还会到小区广场，两只手紧紧地抓着栏杆，一小步一小步地移动双脚，一小圈又一小圈。
有时候，轮椅扶手下会突然钻出一个不及扶手高的小脑袋，用一双稚嫩的手努力推着轮椅——那是侄子的女儿，刚两岁多。她隔三差五就跟奶奶来太奶奶家住，陪两个八九十岁的“老小孩”，推推轮椅、捶捶背、亲亲脸，总是先把小零食喂给太爷爷太奶奶后，自己才吃。她在屋里跑跑跳跳，出门时还不忘招呼这个、吆喝那个，给这个安静的家带来满屋的笑声与生机。以至于每次她一走，母亲总会喃喃地说：“家里一下子空落落的。”
我常对女儿说：“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姥姥，坚强，从不放弃。”正是凭着这股执念，母亲一步步从床边挪到客厅，从屋内走向户外。她的脚步虽缓，却始终向前；她的身影虽弱，却从未放弃与岁月的抗争。而家人的守护，就是她每一步的无声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