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云晖 图/记者 李强
包头方言是在“走西口”这一特殊历史的大背景下孕育形成的地方方言变体，与其他地区方言形成的模式完全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变而来，而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加速形成的。
这是因为包头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一直都是北方少数民族休养生息之地。即使在“走西口”初期，也一直是蒙古民族的游牧地，汉族民众以“雁行”的方式春来秋回，缺少形成定型方言的必要因素。其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定居，移民村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萨拉齐、包头等大型城镇渐成规模，农业垦殖如火如荼，商业活动日益繁盛，包头地区由自然地理上的阴山锁钥，一跃而成为塞外通衢，人口规模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从而为包头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这一过程，最多也仅有二百多年的时间，包头方言的真正整合完成，更是较为晚近的事情。
“走西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革，在包头地区这一特殊的表演舞台上，诸多民族、各地移民、各种经济形式、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如走马灯似的在极短的时间里，轮番交替出场，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包头方言正是在这种极为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中，通过继承保留、融合吸收、淘汰创新等方式整合而成的一种有别于晋陕方言母体的新方言，以其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接上期）与山西方言内部存在着较大差异一样，包头方言也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所不同的是，山西方言的差异反映在较大的区域上，是以市县、地区为界的，而包头方言的差异区域却要小得多。如在土默特右旗，黄河沿岸与沿山区之间，一个村与另一个村之间，都存在着语音与词汇的差异。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其祖先“走西口”时来自山西的不同地区。这些早期的山西移民，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塞外，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为了互相帮助和易于交流，通常是以同乡的形式聚居的。而随后“走西口”来的移民，也多是投亲奔友。这样逐渐形成的村落，其居民往往就纯是山西某地的移民，所操方言，也自然是那个地方的方言。一个村与一个村的居民构成不同，其方言有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包头地区历史上形成的移民村落中，就有许多类似的同乡村，如榆次营子、五台营子、寿阳营子、祁县营子、繁峙营子、定襄营子、崞县营子、忻州营子、代州营子、武乡县等。仅从其村名，就可以推知其最早的居民构成，山西老家方言对他们所操语言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其次，包头方言对同一事物的表达，具有多种词汇并存的现象。
包头地区的人口由于来自山西的各个地区，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要把自己特有的方言词汇融入大包头方言之中。其结果就使得表达同一意义的方言词汇存在多种说法，形成了包头方言词汇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例如公驴，既称“叫驴”，也称“叫嘎子”；豆角，既叫“豆荚荚”，也叫“莲豆”；麻雀，既叫“老家贼”，也叫“老家巴子”；车前草，既叫车前前，也叫车串串；伯劳鸟，既称“马伯劳儿”，也叫“虎伯劳儿”；蒲公英，有叫“姑姑英”的，也有叫“拨灯灯”的，也有叫“婆婆丁”的，还有叫偷针婆婆、偷针媳妇儿的；蟋蟀，有的叫“蛐蛐”，有的叫“秋蛉儿”，有的则称之为“黑嘶儿”，等等。称谓方面，即使同在一个村落里，称呼父亲的弟弟，有的叫叔叔，有的叫爹爹，有的则称之为伯伯；称呼伯父的妻子，有的家族叫大妈，有的叫大娘，有的则称之为大大。一般词汇方面，更是纷繁复杂，或者同义，或者近义，其细微差别，非熟知方言者，不能体会和了解。
●少数民族语言的吸收
蒙古语词被吸收进入汉语，大约在宋代即已开始，尤其是元朝时蒙古族入主中原，蒙古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原文化，蒙古语词进入汉语尤为普遍。翻开元明戏曲，不论是道白还是唱词中，蒙古语词的使用屡见不鲜。可以想见，当时日常生活语言中蒙古语词的使用可能更为频繁。包头方言是继承元明清古白话而发展形成的，所以自然也继承了其中所吸收的蒙古语词。如称杀为哈喇、突然为忽喇巴、聊天为倒喇、贼为忽拉盖、走为牙步等皆是。这些蒙古语词并不是在“走西口”之后受当地蒙古民族语言影响才进入包头方言的，而是山西移民直接从中原官话中带来的。由于包头蒙汉杂居的自然条件而进一步得到强化，所以它的使用频率要比其他方言更多一些。
更多的蒙古语词进入包头方言，是在“走西口”之后。走胡地，随胡礼，移民因为要跟世居的蒙古人打交道，垦殖、经商，就必须懂得蒙古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通过不断交流与共同生息，耳濡目染，许多蒙古语词自然也就成了当地汉语方言的一部分。历史上包头方言中蒙汉语词混杂使用的现象非常普遍，许多“二人台”小戏的道白，常常掺杂有蒙古语词，形成了所谓“风搅雪”的语言形式。
包头方言吸收蒙古语词的形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直接利用蒙古语词指称地名。如哈林格尔、北只图、海流图、杨圪塄、公忽洞、全巴图等，是纯粹蒙古语词；马莲淖儿、大脑包、壕赖沟、二楞滩，是蒙汉合用词。
2、用蒙古语词做人名。如憨叭儿（狗）、毛脑亥（赖狗子）、查汗呼（白小子）、把得儿呼（好汉）、吕台吉等。
3、其他蒙古语词借词。此类词语在包头方言中数量很多，有的是常用词，有的只是偶见使用，如打不素（盐）、稳塔（躺下）、五圪胜（死亡）、嘎亥（猪）、耳直更（驴）、达啦嘎（长官）、淖儿（海子、湖泊）、抹奈（我的）、塔奈（他的）、讨劳盖（头）、抹了盖（帽子）、脑亥（狗）等。
蒙古语词的大量吸收，不仅丰富了包头方言的词汇量，同时也使包头方言具有了明显不同于山西方言的地方特色，从而确立了其在晋语中的特殊地位。
此外，包头方言中还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如藏语的召（召滩、召拐子、召墙、召地等）、道尔吉（愣道尔吉）、喇嘛（小喇嘛进了大召），满语的嘎喇达少爷（嘎啦达义为参领）、扎箍（满语义为治疗，方言转义为整治）、喇乎（马虎）、哈喇（食物有异味）等，还有一些与藏传佛教有关的词语，如七十二个沙不那尔、吹牛腿、跳神打鬼、莜面鬼、送八令等，都体现出包头方言文化多样性的特点。
●隐语行话的阑入
如上所述，随着“走西口”的不断深入，包头地区，尤其是老包头城，人口急剧增加，商业经济极度繁荣，车船辐辏，商贾云集，工商业形成了“九行十六社”，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色人等，一时间风云际会，而对于那些走江湖、逛世路的人来说，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码头。由于镇守官员轮番更替，封建军阀走马灯似地来去，使社会更加不靖，土匪蜂起，独立队、不浪队，名目繁多，一经招抚，摇身一变，又成官军；原系土豪，三相公、二少爷，杂色纷呈，拉起杆子，啸聚人马，就能立起山头。至于散兵游勇、哥老会、红枪会、乞丐帮，以及戏班、赌场、车行店脚牙、引车卖浆者之流，更是应有尽有，为江湖社会的形成，培植了土壤，奠定了基础。彼时的塞外包头，因为社会构成极为复杂，所以其社会语言也非常丰富，许多行业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及生存的必要，几乎都有自己的隐语行话，方言谓之“黑国语”，而流传全国的江湖话在包头城区也非常盛行。
这些隐语行话和江湖话，作为一种行业、帮会语言，具有极为强烈的封闭性，但在长期的交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词语就进入了方言系统，成为了包头方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称受伤为挂花、挂彩，称踩点为踩盘子，称绑票为请财神，称走为扯活，称匕首为七子，称形势危急为风头紧等，就都是来自于土匪黑话。《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语言类·方言俚语》说：“各县指结伙行劫者曰独立队，绑票勒索曰请财神。匪中类多隐语，以掩耳目。其最通行者，如谓官军来捕曰水洪，受伤曰挂彩，子弹曰鱼子，暗报官军曰改水。”这些隐语为大众所熟知，丧失了隐语的隐秘性，最终就成为特殊的方言词了。
又如方言称讨吃货为道啃子，称看为扳沙，是来源于理发业行话；称傻子为壁龛，是来源于戏剧行话；称妨主货为白头牛，是来源于哥老会行话，等等。这些词语的进入，极大地丰富了包头方言词汇库，增强了修辞表达能力。
●语言的创新
除上述几点外，包头方言的多元文化特点，还表现出极强的创新能力。由于在包头地区定居的山西“走西口”移民，既是来自山西省的各个地区，又在塞外经历的是一种全新的特殊生活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对原有语言的革命。其中既有对传统语言的拆分和整合，又是新的语言的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诸如公中、伙盘、牛犋、雁行、跑青牛犋、掏根子、拉骆驼、走草地等词语，就是完全不同于山西原有方言的新词。而且由于山西移民的进入，一些蒙古语词（例如地名、人名）也以汉语的表现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无疑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一种丰富和充实。在吸收了众多的蒙古语词汇之后，产生了蒙汉合璧的“风搅雪”语言形式，而且在包头方言俗语中，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具有地区特色的谚语、歇后语、童谣、谜语、绕口令、串话等等，还有隐语行话的大量融入以及别具一格的露八分语言。因为“走西口”而新生或发扬光大的许多艺术形式，如“二人台”“山曲儿”“爬山调”等，都为方言的成长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展示平台，相辅相成，极大地丰富了包头方言的语音语汇，使其明显有别于其他的晋语方言。
所以说，包头方言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继承和发展母体方言的基础上，受包头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人口构成、商业活动、经济发展、历史事件，以及其他明显有别于山西方言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方言语音，尤其是在词汇的创新、充实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在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后，融会贯通而最终形成的具有“西口”特色的新方言，对包头方言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和剖析，对于研究包头地区的人文历史，发展包头地区的文化事业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策划 李耀红
制图 孙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