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
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是个秋天，院子里的老榆树叶子刚刚泛黄，秋风吹过会有几片落下来，轻微的簌簌声若有若无，就像他的悄然离去。其时，他91岁，我女儿口齿不清地对邻居们说：“我老爷爷死了，我们要搬家了。”
我坐着公交车赶了几十里路回去时，院子里，20年前就已经备好的棺木，像一艘小船停在那里。依然簇新的黄漆在午后阳光里刺着我的眼。
一起走过三十多年的岁月，他一直都像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他闭着眼睛躺在大炕的一角，任我们吵翻天都一声不吭，偶尔的制止也会被我们当成耳旁风。
他三岁丧母，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疼爱，包括自己的孩子。每每讲到他的性格，奶奶总会很生气地加上一句：“那样的石人。”
我12岁那年，他72岁，那年，他陪我来城里的大伯家读书。初次离家，他成了我想家时唯一的寄托。每天放学若看不见他戴着能遮住半个脸的老花镜在阳光里读书，我就会不停地问，我爷爷呢？虽然他仍是不大说话的“石人”，可看见他我就很踏实。
他给我铺床叠被，给我打洗脸水，催我早早起。每隔一段日子，他还背着大伯家的两个弟弟偷偷给我几毛零花钱。如果我们姐弟之间有什么不愉快，他一定会瞪着眼睛训斥他俩。许多时候，房间只有我们俩，我在地脚的小桌上写作业，他戴着老花镜坐在木床栏边读书。因为从小读的是私塾，他读书时喜欢出声，但简化的汉字他并不熟知，遇到不认识的字有时就直接用“什么”来代替。后来我们姐弟三人遇到不认识的字都会模仿着他的陕北口音互相问：“这是‘什么’？”然后笑得前仰后合。
暑假前夕，为了省下几块钱的车费，他早早就催着大伯去联系能回家的顺路车。那个七月的清晨，我们祖孙二人归心似箭似的爬上了高高的、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的大卡车。碧绿的原野上，金色的麦浪，起伏的瓜田，向日葵开成一道金黄的绸带萦绕在青山绿水之间。因为车速飞快，酷热的夏季风变得清爽柔和，挺拔的白杨在风里翻出银白的背面，是一朵朵银色的大花，在明晃晃的阳光里闪着晶亮的光，轻盈的白蝴蝶一双双从我的头顶飞过。此后，我再没有过那样的旅行，也再没见过那样美丽的夏天。
那个秋天，我升入初中，他不再天天陪着我，闲不住的他开始做起了小买卖，用自己挣的钱给我们压岁钱。他这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个成功的商人，可阴差阳错成了一个不合格的农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就老了，银白的头发一天天稀少，听力一天天减退，腿脚一天天迟钝。奶奶去世那年，我有了女儿，妹妹远嫁京城，我们不再唏里哗啦去开他的屋门，不再莫名其妙地在他的午睡时间大笑，他依旧在阳光里念念有声地读书，寂寞地在房间里等着吃饭。有书看，我以为他不寂寞，我先生每次回去，总要陪他抽支烟，聊一会儿。每个年节，我们都回去时，他会一个个仔细盘问一番，快乐地陪我们笑，其实，他也是爱我们的，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2002年秋，90岁的他病倒了，从此不能再读书，就那么躺着等我们送来一日三餐。遇上我给他送饭，总要找些话题问他，他却总是沉默。时隔一年，他毫无征兆地离开了我们。爸去送午饭，他说不饿只吃了几口就躺下了，然后就走了。都说91岁去世算是喜丧，我们都没怎么哭，三天后，他被葬在后山的高坡上。他下葬十天后，爸妈离开住了20年的城郊旧居来到城里。
潜意识里，我一直认为有一种幸福就是能拥有健康的爷爷奶奶，尽管爷爷有时有点儿“石人”。但随着他的离去，我彻底失掉了这样的幸福。
又是一年秋叶黄，淡淡的微风拂过柳枝，我独自在灯下回想和他一起生活的30年，他的白发、灰布衬衣、黑框的老花镜、青筋暴露的手。再也听不到他陕西府谷的方言、琅琅读书的声音和偶尔唱给我们的歌。原来他一直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