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云晖 图/记者 李强
包头方言是在“走西口”这一特殊历史的大背景下孕育形成的地方方言变体，与其他地区方言形成的模式完全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变而来，而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加速形成的。
这是因为包头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一直都是北方少数民族休养生息之地，并没有汉语集中使用的历史条件。即使在“走西口”初期，也一直是蒙古民族的游牧地，汉族民众以“雁行”的方式春来秋回，也缺少形成定型方言的必要因素。其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定居，移民村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萨拉齐、包头等大型城镇渐成规模，农业垦殖如火如荼，商业活动日益繁盛，包头地区由自然地理上的阴山锁钥，一跃而成为塞外通衢，人口规模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从而为包头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这一过程，最多也仅有二百多年的时间，包头方言的真正整合完成，更是较为晚近的事情。
“走西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革，在包头地区这一特殊的表演舞台上，诸多民族、各地移民、各种经济形式、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如走马灯似的在极短的时间里，轮番交替出场，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包头方言正是在这种极为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中，通过继承保留、融合吸收、淘汰创新等方式整合而成的一种有别于晋陕方言母体的新方言，以其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古代汉语的继承
包头地区最早的汉族移民，多来自山西、陕西等地，当时，各地移民所操方言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往往影响正常的语言交流。但各地方言中遗存的古汉语成分，却具有通语的性质，可以被大家普遍接受。因此，也就非常自然地得到了保留和继承，这是包头方言相较于山西、陕西母语方言更多存古的主要原因。
包头方言的存古，有下面几个特点：
1、保留了入声音调。古代的入声字，在包头方言中绝大多数还读入声，甚至一些舒声字，还转读为入声字，古代的入声调，在包头方言中不仅没有削弱，还得到了发展。
2、保留了许多古音，如古代舌上音读作舌头音的语音现象，普遍存在，例如宽绰发音为宽淘，舒畅发音为舒傥，宽敞亦发音为宽堂，心促胆跳发音为心毒胆跳，悉知尽明发音为悉底尽明等。
3、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分音词现象。诸如不浪（棒）、骨拢（滚）、黑浪（巷）、不烂（绊、拌）、骨拉（刮）、秃论（褪）等，不仅分音词的数量极大，而且对分音词的使用形式有所发展，创造出了丢跤跌骨拢、脱叾论胯、钻头觅黑剌、拨脚不烂手、脚踢手不剌等多种形态的分音词词汇。
尤其在词汇方面，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
1、古语单字的大量保留。如称肿为胮、藏匿为寄、到为至、找为寻、玩为耍、什么为甚、带领为引、依仗为傍、擦拭为搌等；又如啖、扽、唾、庹、缀、粜、滗、嗾、拙、诌、掫等，具有古汉语语义的单字在日常话语中触目皆是。
2、古语词的频繁使用。在包头方言中，许多频繁使用的词都可以在古代典籍里找到依据。譬如包头方言指草树丛聚处为薄子，如：草薄子、树薄子、圪针薄子等。薄音八，入声。此词早见于先秦时期。《楚辞·九章·思美人》：“解萹薄与杂菜兮，备以为交佩。”洪兴祖补注：“萹薄，谓萹蓄之成丛者。”又《九章·涉江》：“路申辛夷，死林薄兮！”王逸注：“丛木曰林，草木交杂曰薄。”《淮南子·俶真训》：“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高诱注：“聚木曰丛，深草曰薄。”《文选·宋玉〈高唐赋〉》：“薄草靡靡，联延夭夭，越香掩掩。”刘良注：“薄，草丛也。”近人章炳麟（太炎）《新方言·释植物》：“《说文》：‘薄，林薄也。’平阳一树亦称薄子。薄读若博。”因草树丛聚处多低凹，故包头方言转指低凹处为薄子，又曰薄洞。通常多写作卜子、卜洞。又譬如萹竹竹，是乡间常见野草名，农民多充做猪草，即萹蓄。《尔雅·释草》：“竹，萹蓄。”晋郭璞注：“似小藜，赤茎节，好生道旁，可食，又杀虫。”《说文》：“萹，萹茿也。”梁陶弘景《名医别录》曰：“处处有之，布地而生，花节间白，叶细绿，人呼为扁竹。”又包头方言称地震为地动，所说为古语。《尸子》卷下：“海水三岁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动。”《吕氏春秋·音初》：“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漯水》：“昔邑人班丘仲居水侧，卖药于宁百余年，人以为寿，后地动宅坏，仲与里中数十家皆死。”其地动，皆指地震。而宋元以来文献中所习见的词语，在包头方言口语中更是举不胜举。
3、杂以文言虚词。方言中使用文言虚词，虽然已没有了频繁的之乎者也，但仍然有少量的残存。如以当无然、枉徒然、未之谅、公之匀之、十之八九、何其苦、无其数等。其中的然、之、其，就都是文言虚词。此外如不外乎、不惧乎、不虑乎、不惮乎、不离乎、不在乎、全乎、惬乎等，乎字的这种用法在文言中也极为少见，很可能是受文言的影响而变异产生的。
此外，包头方言还保存了许多不为普通话所继承的古代成语。这些成语表达能力都很强，在历史上曾频繁使用，现在已逐步为人们所忘却。而包头方言却给予了大量的保留，如碍口识羞、安安顿顿、安然无事、拨草寻蛇、白说六道、白面书生、搬唇递舌、半死不活、半新不旧、不当不正、愁眉泪眼、攒零合整、寸步不离、赤贫如洗、大马金刀、顶缸受气、冬年节下、逢人至人、穷身泼命、七病八痛、揉眵抹泪、失惊打怪、剜墙拱窟、忘恩无义、小眼薄皮、一还一报、一棺一椁、远路劳神、贼打火烧、指猪骂狗，等等，数量非常之大。
●山西方言的集合体
“走西口”进入包头的，主要是山西移民，他们来自山西省的不同地区。不论是垦殖时期“跑青牛犋”的农民，还是包头成为西北皮毛集散重镇后做买做卖的晋商，他们的纷纷而至，使富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山西不同地区方言也随之而来。当时的包头，物攘人稠，三百六十行，南腔北调，各说各话，一片山西各地方言大荟萃的景象。而且，最初在语言交流中遇到隔阂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之后，为了交际的需要，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舍弃了自己方言中那些过于狭隘的部分，保留和追求通俗与大众化的部分，经过长时期的磨合，最终，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方言交际语形成了，它不是山西方言的某一个，而是山西各地方言的融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集合体。这种集合体，本身就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
首先，包头方言存在着明显的内部差异。
关于包头方言的形成与内部差异，旧志书有过明确记载。民国《包头市志·风俗志·语言》曰：“包市五方杂处，语言极不统一。除蒙人用蒙语外，汉人亦有熟悉蒙语者。至于汉语，则方言不同。四乡居民，由河曲移来者最多，故河曲话为最普通。至于市城，则忻县、定襄、祁县口音为多，又杂以太谷、府谷语言，统谓之山西话。”民国《萨拉齐县志·礼俗·方言》则说：“汉蒙回杂处日久，濡染已深，所操语言，胥无隔阂。汉多晋商，半近晋音。蒙年长者，亦谙蒙语，惟不习用。本邑语系，属北方官语，故方言限于一隅。”
《绥远通志稿》也曾经对内蒙古西部区汉语方言的内部差异问题有过极为详细而中肯的论述：“各县汉人，其始均属寄民，迨后渐变而为土著。所操语言，虽历年久远，其音调仍多含有原籍地方之成分。口外旧为五厅，即归、萨、托、和、清是也。今稽其城乡大户历世较久者，则多为晋北各地人最初占籍之户。故其语言，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不出晋北各州县之范围……萨县城乡语言较劲直，原籍亦以忻州、定襄为主。晋之中部如祁县、寿阳等处者，亦有之。故全县乡村语言，有与忻、定相同，迄今未稍改易者……武川与归绥乡村为近，包头与萨县为近，惟武、包较归、萨发音又高吭矣。固阳与武川、包头连界，而语音则与包头相近，惟语音较低缓耳。大约各县语言，以萨、包一带为语急而音洪，其民俗亦特为刚劲也。安北人民，以晋陕沿边及省境山前各县者各居其半，语言仍近乎萨、包……由归绥而西自萨、包，北至武川、固阳，其语音完全以忻、代、崞、定为主干，再西则参以陕边之音……故除中部如归、萨二县外，其他各县，殆各因其接近之地，语音随之而变。惟归、萨其初不与内地相接，故其语言亦难以一地名之，盖混合忻、代、崞、定而成为一种特有之土语。是则以归、萨语言代表本省之语言，亦无不可也。”其中所说的各地的语言差异和特点，至今改变不大，所谓“混合忻、代、崞、定而成为一种特有之土语”，说的就是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方言集合体。
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一些受山西各地方言影响而形成的方言内部差异已经在一些地区固定下来，所以《绥远通志稿》中又说：“托县语音，亦有与他县特殊者，如谓光为刚、黄为杭、外为未、双为伤、拐为鬼、快为跪、赔为牌、装为张。和、清两县语音亦多与托相近。归县四区毕镇一带，则黄为禾，王为倭，窗为搓，忙为磨，张为遮。萨县则与归县乡音为近，皆源于晋之忻、代、定、大同口音转变而成者也。”
其中所说的语音现象，现在在这些地区依旧存在。如土默特右旗沿山区美岱召镇一带居民，将韵母ang，发音为e，韵母为iang、uang的字也相应发生变音。如厂，发音为扯；上，发音为社；仗，发音为这；壮，发音为坐；创，发音为错；爽，发音为锁等等，与其他地区方言发音明显不同。对此类语音现象感到好笑的其他村落人，还专门编了一段话取笑他们：“从南上来一群狼，尾巴丈二长，当啷一枪，打住一只羊。”
又如土默特右旗苏波盖乡东老藏营村村民，其祖上多来自山西忻州地区，所操语言有明显的忻州方言特点，除韵母为ang、uang的字，与上述地区相同外，韵母为iang的字，则发音为ie。如羊，发音为爷；想，发音为写；讲，发音为解；抢，发音为且，等等。这与其他地区的方言又有明显的差异。
策划 李耀红
制图 孙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