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民
有同事闲聊讲，现在网上的观点太多了，不同的极端说法让人迷惑。我说，还是保持好自己的良知判断吧。前段时间，见网上有人批驳“横渠四句”，十分不解。这四句话有什么不好吗？批驳的观点说，这四句话是很难施行的大话。我想说的是，你做不到就说做不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可以吧。“附庸风雅”，起码知道“风雅”是好的事物吧，难不成我们要“附庸粗鄙”“附庸丑恶”？真是咄咄怪事。
前不久，有个讲座交流的场合，我说“三纲”是与现代文明相抵牾的，当然应视为糟粕。但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有什么问题吗？难道不是美好的人性品德吗？更何况先秦儒家从来没讲过“三纲”，它是后来者，东汉以降的人讲的，并被其后的统治阶级所利用。人们常挂于嘴边的“孝”当然应该提倡，这是人伦基本。但它就是我们独有的文化吗？对其他文化背景影响深远的“摩西十诫”之第六诫就明确写道要“孝敬父母”。更何况《孝经》被很多学者视为“伪经”之作，即便是真经，但你知道《孝经》里同样要求为人子、为人臣要持守好“谏诤”之责吗？曾子问“敢问子从父令，可谓孝乎？”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呀，这是什么话呀（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父、天子、诸侯等施策不义，为人子、为人臣者理当勇敢谏诤，避免其陷于不义之境。一味盲从，不辨是非，又怎么能称作“孝”呢？！
一
细细品味，现代人其实深陷对“五常”之“礼”的误读，认为其压制人性光明自由、抹杀个性张扬、阻碍创新创造等等，并将这盆脏水兜头泼向所谓的“儒家”，于是就要砸烂什么“孔家店”，20世纪初有人甚至要废除表意汉字。我们可以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亟待寻得一种新文化精神支撑的心情。但是强力割断历史筋脉延续，结果怎么样呢？钱穆先生曾讲“不能因为我们推翻了清帝制，就认为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就全部一无所取。”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近代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部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说鲁国大夫季孙氏僭用天子的礼乐仪式（八佾）当庭歌舞，这是不可忍受的。你可以不服气地说天子能用的，别人就不可以用吗？但今天，我们经常看到各国欢迎来访元首，都会举行隆重的仪式，比如鸣礼炮若干响、检阅三军仪仗队等等，这象征对受礼者的最高敬意。层级较低的交往，比如县乡也这么干，你觉得合适吗？
那些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有辱尊严的不平等之“礼”、那些浪费时间、资源的繁复琐屑之“礼”，当然应该摒弃。因为孔子就讲“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周全）也，宁戚。”“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这道理，难道推崇仁德的孔子能不懂？！
笔者读到的关于“礼”之阐释较好、令人信服的两则材料分别为荀子的《礼论》和苏轼的《中庸论》。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人类的欲求之心不加节制，必然带来无尽的纷争混乱，先贤不得已才制礼以节制人类的贪心欲求，以寻得在物质资源和人类之欲望间保持好平衡（两者相持而长），这就是礼之本源（是礼之所起也）。荀子讲到的情况问题，今天不也在不断显现发生吗？
苏轼在《中庸论》中讲“今夫五常（仁义礼智信）之教，惟礼为若强人者。何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为礼；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让退抑以为礼；用器之为便，而祭器之为贵；亵衣之为便，而衮冕之为贵；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乐欲其不已，而不得终日；此礼之所以为强人而观之于其末者之过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将惟安之求，则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则将裸袒而不顾，苟为裸袒而不顾，则吾无乃亦将病之！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苟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则是磬折而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夫岂惟磬折百拜，将天下之所谓强人者，其皆必有所从生也。辨其所从生，而推之至于其所终极，是之谓明。”
此段较长，把它译为今文为：当今五常教化中，唯独礼似乎有强迫人性之嫌。为何？人性本好安逸恶劳苦，而礼却强令人们不敢箕踞（姿势不雅地随意坐），必得如磬折（弯腰如磬）般百拜行礼；人性本喜富贵羞贫贱，而礼却强令人们不敢自傲，必得退让谦逊；日常器物求实用，祭器却须尊贵；便服求舒适，礼服却须华贵；哀痛盼其速止，却要服丧三年；欢乐愿其长久，却不得终日放纵。这些礼制看似强迫人性的表象，实是后人只关注枝节的谬误。何不回归根本思考？若认为弯腰行礼不如站立舒适，进而只求舒适，则站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躺倒，躺倒不止，终将赤身裸体不顾廉耻。若真裸袒不顾，不仅我厌恶，天下百姓亦皆厌恶。既厌恶裸袒，自然不得不选择弯腰百拜。由此观之，弯腰百拜之礼，实源于人对裸袒的排斥。岂止行礼，天下所谓“强人”之礼，必有其内在根源。追溯根源直至终极，便是“明”。
苏轼的论述，是讲礼制的所谓“强迫”，其本质是人情对极端失序的本能抗拒：礼并非压抑人性的外力，而是源于群体对过度放纵（如裸袒）的天然厌拒。唯有理解礼“生于不欲裸袒”的自然逻辑（明），才能超越形式束缚，理解其形成的实质所在。
二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很多人都熟悉的话。但这话也经不起仔细琢磨，那么，衣食欠缺就可以不知荣辱，不识礼义，任意胡来吗？更何况，衣食要足到什么程度，才应该知荣辱、守礼义呢？当今之世应该称得上衣食无忧了吧，不知荣辱礼义的人和事却时有耳闻，并不鲜见。
有人问孟子的学生屋庐子“礼与食孰重？”屋庐子说“礼重。”那人又问“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古时的一种接亲礼仪），则得妻，必亲迎乎？”这下子，屋庐子答不上来了，就去问老师孟子。孟子说，我们说金属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一个衣带钩的金属比一车羽毛还重吗？（“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拿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况去与显然要轻许多的“礼”作比较，那么，又何止于“食”的方面呢？你可以去对他说（往应之曰）“紾（扭转强取）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只有扭住你哥的胳膊，才能强夺食物充饥，你这么做吗？只有翻墙入室，强搂黄花大闺女，才能让她做你的妻子，你就这样做吗？
礼是“规矩”“规则”，起于对人放纵欲念、行为的节制，而绝不是漠视生命的僵化条款，更不是束缚人良知的缧绁绳索。《孟子》“离娄章”记叙了孟子与淳于髡的一段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淳于髡调侃孟子说，你们儒家讲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间即便是传递物品也要避免直接接触，以示尊重与避嫌），这是“礼”吗？孟子答：是礼。淳于髡的狠辣后手问话接着就来了，你嫂子要是掉进水里，你会伸手救她吗？孟子正色回答，“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儒者是讲礼，但是面对生命遭逢危险，我们也懂得“权变”和取舍，儒者绝不会僵化无情如豺狼。
前几天看见一则消息，某地一列车因故停驶，车厢内闷如蒸笼。一青年违反规定，砸烂车窗，为全车人通风透气。网络上有很多不同观点在评说此事，就忽然想，如果穿越千年，唤醒儒者孟子询问是非，我想孟子的回答一定是确凿无疑的。
任何一种学说都有其不合时宜的地方，我们需要理性分析，但不应苛求。儒家（此处指先秦儒家）的被误读、曲解尤其多，我们从“词宗”苏轼的《中庸论》中对“礼”的本源追溯中就能看出端倪，起码于宋朝就开始了对原儒的扭曲误读。徐复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论集》一书中说“这只能说是专制政治压歪，并阻碍了儒家思想正常的发展，如何能倒过来说儒家思想是专制的护（身）符。但儒家思想在长期的适应、歪曲中，仍保持其修正缓和专制的毒害，不断给予社会人生以正常的方向和信心，因而使中华民族度过了许多黑暗时代，这乃由于先秦儒家，立基于道德理性的人性所建立起来的道德精神的伟大力量。研究思想史的人，应就具体的材料，透入于儒家思想的内部，以把握其本来面目，更进而了解它的本来面目的目的精神。”
“真正的儒者勇于坚持原则，不会屈从于权势利益，他们是缺乏灵活性的，因而显得迂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说到‘利’字，梁惠王必是目光灼灼的。身处战国时代，君主们想要什么，孟子不是不知道，然而，他还是坚持要讲仁义。这就是儒者的迂阔固执：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但不是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而是我认为什么是对的，我就给什么。对儒家来讲，是非高于父亲的权威，真理高于皇帝的权威。”（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今天，真正的儒家精神无疑还是会给我们以给养启迪。
策划 李耀红 制图 孙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