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孩儿
《我的探索之旅——我和达尔文的故事》，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一部融合了探险、科学与个人成长的作品。作者以小田鼠的身份融入达尔文的生活，讲述了小田鼠如何受达尔文进化论启发与达尔文踏上了一段别开生面的探索之旅，从中领悟到了生命的奥秘与自然的智慧。通过这段旅程，读者不仅深化了对进化论的理解，更在精神层面获得了成长。该书既是对达尔文科学精神的传承，也是一部激发人们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励志之作。
张耘睿的第一部长篇探索小说《我的探索之旅——我和达尔文的故事》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当十岁的他用二十五万字的篇幅重构进化论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神童的诞生，而是一种新型童年叙事可能性的开始。
我认识张耘睿时，他刚上幼儿园大班，第一次见面，我问他喜欢读什么书，他告诉我他在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去年，大他一岁的哥哥张纭毓出版了两部长篇纪实文学《桂林游记》和《西双版纳游记》，当读者惊呼张纭毓为天才的时候，弟弟张耘睿也不甘示弱，完成了这部二十五万字的长篇探索小说《我的探索之旅——我和达尔文的故事》。并且在这期间，成为内蒙古电视台少儿春晚主持人，北京电视台少儿春晚主持人，第二十届青少年冰心文学全国形象代言人，同时荣获首届“梅雨潭杯”华语青少年生态文学奖、莫奈国际艺术奖、文化和旅游部艺术朗诵表演8级等国家级奖项。所谓的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天赋。谁能想到这个小明星主持人小时候有结巴的毛病？他在获得第十九届冰心杯青少年文学奖的文章里记录了《从结巴少年到金话筒小王子》的蜕变过程。可见，天赋固然重要，后天的勤奋更重要。
张耘睿的《我和达尔文的故事》以其独特的“陪伴式成长”叙事，将科学巨匠达尔文“降维”为童年玩伴，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完成了对进化论这一复杂科学理论的童趣解构与重构。让艰深的科学理论穿上了童话的外衣，却又不失其内在的逻辑严谨性。
他笔下的“达尔文”形象是对科学史人物儿童化书写的重大突破。他颠覆了教科书上那个严肃的白胡子老头形象——达尔文8岁那年妈妈不幸得病去世，本来就腼腆的达尔文变得更不爱说话了。上学后，他不仅连自己的母语都说不标准，数学更是一窍不通，有一天晚上，他在宿舍用煤气灯烧东西被校长发现因此退了学，因为达尔文的父亲是一名医生，辍学后的达尔文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父亲想要他继承自己的医学事业，可是进了手术室，达尔文才发现自己竟然晕血。达尔文的父亲又将达尔文送到剑桥大学神学院学习神学，可达尔文对神学一点也不感兴趣。好在剑桥大学有不少优秀的博物学家，其中让达尔文最钦佩的两位教授，一位是研究植物、矿物学、化学和昆虫的亨斯洛教授，一位是地质学家基威克。自打认识了两位老师之后，达尔文就经常逃神学课，跟两位老师一起去各处捉昆虫。
“一次达尔文找到一棵树，把树皮抠起来，看见下面有两只非常稀有的甲虫，都是他不认识的昆虫，他用手抓住两只，这时他发现了第三只新奇的甲虫，他一兴奋就把其中一只甲虫含进嘴里，空出手去抓第三只甲虫。结果嘴里的这只甲虫发出非常难闻的气味，一瞬间他觉得很难受，他忍不住吐出虫子的时候，松开了手，最终三只甲虫都逃之夭夭。”
《我和达尔文的故事》构建了一个立体的知识宇宙，其广度令人叹服。书中对古典文学的引用不是简单地讲故事，而是将其与达尔文日记相勾连，比如《诗经》中的一首“黎离”——
“伯劳鸟”的名字来源于尹吉甫那句深情的呼唤：“伯其劳乎”。每当人们看到伯劳鸟在枝头啼鸣时，便会想起这个悲伤的故事，想起那首充满哀愁的《黍离》。伯劳鸟，也似乎成了这份哀思的象征，静静地传唱着那份深沉而悠远的情感。伯劳鸟的故事典故很多，比如我们常见的劳燕分飞，这里的“劳”指的就是伯劳鸟，说的是伯劳燕子各飞东西，比喻夫妻情侣别离。达尔文告诉我，伯劳鸟也被叫做饿鸟，傻子伯劳，它常常站在高处发呆，其实它是在长期地观察。伯劳鸟养成这种爱好也是跟它自身有关系的。伯劳可以算猛禽之下最凶的鸟，可是它们的腿部肌肉并不是很发达，爪子也不锋利，所以在吃猎物的时候，就会把猎物穿刺到树枝的尖刺上，然后用它唯一有优势的鸟嘴，借助树枝的力量把猎物分尸切块，然后慢慢享受。
再比如写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缓慢的科学技术发展，贵族的庸医们建议人们只用干燥的白布清洁脸和眼睛，绝对不能用水洗——
“话说17世纪那会儿，法国的王路易十四可是个爱干净的家伙，但再爱干净也得听医生的。医生一挥手，那些高贵的法国贵妇们每年就只能洗两次澡，其他时间只能拿干毛巾擦来擦去，像蹭痒的猫儿一样。路易十四自己呢？从1647年到1711年，整整64年里，他才鼓起勇气洗了个澡，这简直就是马拉松式的忍耐啊！这纪录还被他的御医小心翼翼地记在了小本本上，估计是想破个吉尼斯纪录吧。然后到了18世纪，路易十五这个小伙子更是厉害，他一辈子就洗了三次澡！一次是出生的时候，一次是结婚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洗澡的数量太感人！”
——在儿童尚未被学科藩篱限制的大脑中，文学、历史与科学自然交融，形成了独特的认知。张耘睿似乎本能地把握了怀特海所说的“教育节奏”，在浪漫阶段让知识以整体、鲜活的方式进入心灵。
从叙事学角度看，“我”与达尔文的现实冒险构成明线，而进化论的发展历程作为暗线贯穿始终。这种复调叙事在儿童文学中极为罕见，张耘睿却处理得游刃有余——
“达尔文在野外观察并不是那么开心的，不是每天看鸵鸟那么简单，我们还遇到过很多的危险。从内格罗河到布兰卡港，达尔文又要晕船了，达尔文登陆美洲之后就不愿意再坐船。但小猎犬号有一个任务是要绘制海岸线地图的，从地图上看，达尔文走的陆地，小猎犬号走的是水路，就像那歌里唱的一样，哥哥你在岸上走，妹妹我在水中游……一个在岸上一个在水里面，总要找一个地方碰面，于是就约定好到布兰卡港见面。”
在经典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中，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将7—11岁划分为“具体运算阶段”，认为儿童尚无法进行复杂的抽象思维。张耘睿的作品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框架——通过建立丰富的类比系统和叙事脚手架，十岁儿童同样能够驾驭复杂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知识整合能力，既得益于信息时代的知识可获得性，更源于新一代儿童未被学科界限禁锢的思维自由。童年叙事不仅能讲述简单的生活故事，也能驾驭复杂的科学思想；张耘睿用二十五万字证明：只要给予儿童适当的表达自由和知识支持，他们的思维能到达我们难以想象的高度。
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思考“儿童文学”的定义边界：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不是成人对儿童的俯就，而是儿童智慧的自主绽放；不是复杂思想的简单化处理，而是认知模式的创造性转换。《我和达尔文的故事》宣告了童年叙事新时代的到来，在这里，儿童不仅是故事的听众，也是知识的讲述者，科学的解读者，以及文明的对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