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江
当下，我市倾力打造有鲜明特色的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这是一件传承历史文化的好事。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它涉及人口迁移和社会发展变化，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资政育人的历史价值，值得深入挖掘、研究和利用。
一
纵观历史长河，内地与包头之间的人口流动往来，古已有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势力扩展到云中、九原一带。那时的云中，在当今托克托县的北古城；九原，即是以今包头九原区麻池古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赵国的行政建置九原（规格为何种级别未见史料记载），“是汉族先民对该地区经营的开端。”赵国采取“移民实边”举措开发九原并在此修建防御性质的长城，其管理人员、军队和劳工从内地北上，出现了内地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向北部迁徙。秦王朝时期，亦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在公元前213年，迁徙50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公元前211年,又“发民3万家”到九原郡（秦时建制，九原郡为36个郡之一，在今九原区一带）各县垦田生产。在此区域内修筑长城时，秦王朝从内地遣调了大批劳工。汉朝初期，汉武帝派18万兵力和大批随军保障人员来到五原郡（由秦九原郡改置，郡治仍在九原城，今九原区麻池古城）。公元2年，“今包头地区有1.93万户，10.38万人。”这些编户人口，属定居人口，绝大多数为汉族人口。公元44年，东汉王朝撤销五原郡建制，将驻地各级官吏和民众迁往晋中太原周边。公元50年，光武帝发遣内地的八郡边民返回原驻地，并为此前迁移居民南下深感后悔。唐朝时，因军事需要，这一带人员往来频繁，人口流动时增时减。明朝时，这一区域有三次人口迁移记录，其中两次迁居民南下，一次迁徙到安徽凤阳，一次到山西等地，一次迁居民北上，即“招关内流民数万人，屋居田作。”公元1571年（明隆庆五年），明王朝封阿拉坦汗为顺义王，“阿拉坦汗贡马，明王朝允许互市”，商贸往来增多，人口流动幅度上升，流动目的呈多样化。有的从事农业生产，有的从事文化交流与传播，有的从事建筑业，有的从事餐饮商业贸易等等。这样的情景，是划时代的。因为明王朝允许互市前，这一区域的人口流动基本上是官方组织的。允许互市后，民间商贸日趋活跃，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走西口，并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
二
清朝初期，走西口沉寂一时。清朝对蒙古族实行非常严格的封禁政策，不许蒙汉民族交往，如禁止蒙古族聘请汉族教师到蒙地开展教育活动，不许汉族进入蒙地从事农业生产，不许蒙汉通婚等等。对蒙古族内部亦严格禁止交往交流，规定在划定的各蒙旗区域内，蒙古族不得越界。蒙古族各旗首领仅在清政府主持各蒙旗会盟时，才能通过围猎、搏击比赛、会商事务等活动有一些交流。这种封禁政策，扼杀民间交往交流所产生的社会活力，有损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于是，一些地方主政的官吏向康熙帝建言，应允许民间商业往来。公元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康熙帝下令户部每年发印票（民间称“龙票”）数百张，准许汉民进入蒙古族居住地经商。至此，民间走西口又有了一个小小的通道，内地商人迈出了到北部、西部地区经商的步伐，旅蒙商由此应运而生。
从河北、山西、陕西北上、西进的旅蒙商人、商队，启程初期的运载工具主要是马匹和驴驮队。进入集宁、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包头、鄂尔多斯等地后，雇用当地商人的骆驼组成运输队。因为再往北、往西走，要经过大片大片的荒漠区、无人区，骆驼耐饥耐渴，驮载力大，成为商人们的首选。后来，旅蒙商运营稳定，购置骆驼组成规模较大的商队，在北部、西部地区经营买卖，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西货充斥国内市场，加之西方资本集团和买办集团使用火车、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运输货物，旅蒙商被挤压掉大部分市场，经营规模逐渐式微。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一民间商业模式，随着新中国商贸经营变革，走完了百余年沧桑岁月。
三
民间走西口逐渐扩大规模，是从康熙中后期开始的。原因并不是清政府允许民间贸易扩大，而是缘于满蒙之间的联姻出现了一些变化导致的。满蒙联姻始于明朝末期，到康熙中期，已有多位皇族公主、格格嫁给蒙古王公贵族。之前，清王朝规定，出嫁的公主不论远近都必须到达男方的居住地。康熙帝步入中年后，心疼远嫁的女儿路途辛苦，便破例准许出嫁的公主在中途变更落脚地。如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将第六女恪靖公主远嫁于漠北土谢图汗部敦多卜多尔济扎萨克郡王。因平定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战事甫停，漠北社会尚不稳定，恪靖公主走到漠南归化城以南的清水河便停了下来。康熙帝没有强求女儿继续北上，在此为其建造了公主府，安置公主额驸在此居住（后迁至归化城）。康熙帝在恪靖公主定居清水河后，于该地赐予其大片土地。这么多土地，是公主的几百个随丁人役难以垦耕过来的。于是，公主府请内地农人前来耕种。初期，农人们春季过来秋季返回。日子久了，公主府的管理人员不再强求，农人们便常住下来。其时，蒙古王公贵族拥有大片土地，他们效仿皇家做法，邀内地农人来开发土地。普通的蒙古族人家，拥有的土地也比内地农户多得多，他们或与内地来的农人、工匠建立租地契约关系，或收留内地来的流民打短工。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之间形成了依存，内地来的人留下后，村落增多了。公元1725年（雍正三年），已有山西等地的汉族、回族在今包头西脑包、井坪等处定居。虽然乾隆、嘉庆年间又在加强封禁政策，但这期间由于走西口人们的聚集，形成了包头村并由村改设为包头镇。清朝末期，国库空虚，清政府为政权运营和支付西方列强勒索的战争赔款，实行开垦蒙地政策，吸引了大批内地人员，走西口出现了高峰期。
四
内地人走西口，饱含着艰辛、苦难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冀，展示了中华儿女坚韧不拔、追求美好生活的顽强意志和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笔者早些年对走西口历史饶有兴趣，曾专程请教了走西口定居在内蒙古的几位老人。有一位老人讲述自己随全家人从山西忻州走西口时，年仅八岁。带给他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遥远路途中的饥与渴、困与乏和亲人们在离开村庄后泪水涟涟的种种不舍。那时，忻州地区人多地少，地主阶层拥有大量土地并靠土地盘剥农民，穷苦人的生活十分艰辛。没有土地的人家听闻走西口的人们传回北部区和西部区人少地多、移民能够获得较好生存的信息后，深信“人挪活树挪死”，便咬紧牙关单枪匹马或搭伴儿或举家一起踏上走西口的征途。从忻州到乌兰察布集宁一带，直线距离有700多里地。走西口的人们大多赶着一辆牛车，或推着一辆木轮车，车上载着老人幼子，在土路上艰难跋涉。老人还说，他们一家人是春季开始走西口的，一路上常常遭遇凛冽的西北风和混沌一片的沙尘天气，到了集宁落脚处，全家人成了泥猴。另一位老人是从河北蠡县走西口到集宁一带。他家祖上从事干货买卖，常年往来于冀蒙两地。他十五六岁时随家人走西口，在往返一千多公里的路程上，能喝上一口热乎乎的水都是奢望。后来，在抗战时期，日军沿途设置了很多检查站，他们常遭日军打骂，被搜身抢劫财物。日军对平民百姓实施的种种残暴行为，打消了他和家人做买卖的念头。他在集宁附近的村子里住了下来，娶妻生子。如今，他的子孙分别在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锡林郭勒盟工作生活。
其实，民间口口相传的走西口，被后人加工、演义，多了不少悲情的成分；歌曲、电影、舞台剧表现的走西口，是展示人性、凝炼人情的艺术作品，二者从讲故事、搞艺术的角度讲述走西口，自然无可非议。但若展示历史，则须依据史料还原其真实面貌。笔者曾经跟随内蒙古的一个历史学团去山西省乔家大院参观，期间听闻讲解员说前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笔者深不以为然。在事后与他们的交流中，笔者提到解说员的话与史实不符。据史料记载，复盛公的前辈在雍正末期至乾隆初期这个阶段，与一位姓秦的结拜兄弟来到萨拉齐厅老官营村，给一家店铺当店佣十余年，有了一些积蓄后来到包头西脑包经营杂货。十几年后，因囤货黄豆价钱高涨，挣下了商业意义上的第一桶金。当时，已经有不少商家在包头这片土地上发展。复盛公的经营者努力打拼，逐渐发展成为包头商界大户中的一家。由此可见，包头是走西口的人们生存发展的养育之所，是复盛公等商家发展壮大的发祥之地。她张开双臂，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所以，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本末倒置。当然，包头彼时的发展，复盛公做出的贡献也应肯定。笔者要说的是，发掘走西口历史文化资源，只有尊重历史，才能够客观公正展示出这段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可以说，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人口迁徙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的内蒙古地区从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迁徙浪潮，是我国各民族之间互为需要、互为依存、共同谋求美好生活而形成的历史现象，是我国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的历史明证，促进了当时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制图 孙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