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李岸 图/记者 曹瑾
■李美皆小传
李美皆，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丁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及文学现象分析、女性文学研究、军事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近十年散文、随笔和小说创作成果颇丰。
著有文学评论集《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等，散文随笔集《说吧，女人》《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等，长篇散文《永远不回头》，长篇小说《说吧，身体》《结婚年》《胭脂灰》等11部。
近日，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李美皆，带着她的新作《胭脂灰》来到包头与读者见面。随后，她在包头师范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为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就论文写作做了细致而精彩的讲座。讲座后，记者对李美皆进行了专访。
记者：作为一个作家，怎样才能抓住一个故事，把它写出来，并且使这个故事有文学性，而不仅仅是故事？
李美皆：在反映现实和苦难方面，我认为现在的各种媒体呈现得已经足够了，比文学做得都好。如果把青年余华拿到现在，我不确定他还会不会去写《活着》，因为已经有太多直观的“活着”。当下是一个短视频霸占眼球的时代，越来越少的人去读文字了，尤其是长篇的文字。所以，文学创作要与很多东西博弈。我自己就很感慨：你知道一部小说的作者要用多大的力气来留住读者吗？
我想写故事，使人在文字中喘口气。故事离不开巧合，离不开悬念，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人不会仅仅追着故事走，小说里还有作家注入的内心和生活视野中的一切。故事或许是外壳与经络，而作家高广或精微的情与思，以及生活的各种细节，是有机带入，构成了小说的灵魂和血肉，也托起了小说的文学性。正如我在《胭脂灰》后记中所写：“为什么写《胭脂灰》？答案在漫长的时间、不断成长的内在自我以及时隐时现的生命冲动里。作家选择写什么，就像女人挑选某件衣裳，肯定都是自己喜欢的。我选择写作爱情长篇，是因为只有长篇的容量才能放得下我大半生的情感积蓄。这里面有曾经的我对爱情一意孤行的设想，独白式的探问，甚至是跃跃欲试的实践冲动。”确实，过去生活经验中的很多东西，都化在小说的人物身上和故事之中了，甚至有些连我自己都觉得已无迹可寻。但我知道它们其来有自，并且曾经长久地深重地占据过我的心。当然，写出来的已经不是当时的样子，经历了思想与阅历的迭代，但它们存在过，小说就是证明。作家的写作，有时候就是为了拥有甚至占有自己的生命，通过对过去雪泥鸿爪的抓取与定格。那些内心跌宕或纠缠过的，终于在小说中得到了平静的安放。经由写作，作家的生活和生命形成了一个令人欣慰的闭环或和解。于是，不再折磨别人，也不再折磨自己。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阐释，或许就叫做力比多的移情与升华。
记者：作为一个评论家，您对当前文学评论的现状是怎么认识的？您现在最关注哪个方面的评论，正在对哪个方面进行集中的评论？
李美皆：作为评论家的我，从前的评论，有些是“我手写我口”真诚到位的甚至是掏心掏肺的表达，不管是犀利还是中肯的，疾言厉色替人着急的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但是，诚实地说，也有一些是与我生存的社会角色相关的，并非全然心甘情愿去写的东西。
2017年，我离开体制之后，有些属于社会结构性的义务或任务就没有了，我不把自己押在评论这件事上了。再加上近年来各种新媒体的兴起，许多人都可以快捷而敏锐地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生态作出表达和评判了，不管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都可以畅所欲言。或许，非专业的更加畅所欲言，更能抓住本质。在很多不那么高精尖的领域，专家和素人的界限不是那么分明了，文学评论亦然。这使我更不会以专业的心态去关注文学评论了。目前对我来说，无论文学评论还是别的什么，都是信息渠道而已，没有门户和高下之分。我只看是否表达得让我服气，不看他出自什么人。我现在很少写评论了，平庸的评论不想去写，特别想写的又不一定适合呈现。我的兴趣点也转移到文学创作方面了，即便知道评论怎么写会好看，现在也不那么急于去写了。当然，有些东西迟早会去表达的，我在等待合适的契机。
记者：您是女性评论家的一位代表人物，从女性的角度，您怎样看待女性写作，女性阅读？
李美皆：女性写作被特别强调，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会提醒和激发女作家的女性意识，使其对自我和女性群体有更自觉的认知和发现。另一方面，它又可能窄化了女性的写作，导致画地为牢，仅仅对“女性”特别敏感和求索。事实上，太多的人类议题是男女共通的，有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限于女性，而是生产力总体的局限，对于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困境。当女性写作整体麻木的时候，我希望女性文学是一门显学。而当女性写作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的时候，我又希望往后退一退，不要老是围着“女性”打转。现在的女性状况很分裂，一方面，有些女性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另一方面，有些高举女权旗帜的现象又甚嚣尘上，是沉默与高亢并存的格局。无论女性的写作还是阅读，我都倾向于自然而然，重点是做出自己的观察，拥有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并不那么重要。女性启蒙的终极目的是自我与自由，如果为“女性”所困，恰恰是对自我与自由的反噬。
记者：对您影响最大的一些文学偶像和经典著作有哪些？
李美皆：近几年深刻击中我的文学作品有五部。
首先是《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青春时代对我人格塑形发挥巨大作用的一部小说，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青春不再激情不再，它已经作用不了我了，可是几年前我在手机上听了这本书，听到奥里维的姐姐安多纳德死了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正在吃午饭，一口食物噎在那里，咽不下去了，胸中有个带着回音的惊叹号在低回往复：安多纳德死了！安多纳德死了！大滴大滴的眼泪涌出，我简直呼吸不了，那一刻，我觉得吃饭都是可鄙的。她是一个靠灵魂靠精神之气活着的人，生生是把自己虐死了，她跟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恋情，那么崇高又那么隐忍，什么生命的欢愉都没沾边，她就认命一般地死去了，死得颇有安详的悲剧美。我不赞成这样的活法，可我还是不能不为这样的“精神超人”而流泪。如果有一天不再为此流泪，大概我也就该死了。
再就是《金瓶梅》，过程中市井的热乎气儿，结局的悲凉之雾和灰烬感，写到入骨了，就像《红楼梦》里风月宝鉴的两面。《包法利夫人》给我的感受跟《金瓶梅》差不多，就是直抵人世本质的那种落差感毁灭感，热情欲望的舞台大张旗鼓存在过，无奈无解的悲凉落幕又是必然。人类活来活去，似乎就是在这两端之间，似钟摆，我在这样的作品里看到的是人类性的宿命之悲。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包法利夫人，我们为包法利夫人而悲，其实就是为自己而悲。她只不过不想活得像死人一样，又有什么错呢？如果人的热望始终得不到释放，活着又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她可怜的欲望遭到了全世界的耍弄。当她最后奔波于各色人等，去筹款还债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跟她一起奔走，人世间茫茫然地奔走，即将也唯有向死的奔走。我既是旁观者清，又跟她是同样的局内人，我想走进文里，走到她身边，告诉她：姐妹，别奔走了，不要去求任何人了，没用的，不如留点自尊，直接赴死吧，这是我们最后的体面。
然后是《白鹿原》，写得太扎实了。以前看过，这次是听的，作品好不好，也许听更能感受得出来。它的精神底里，它的细节语气一言一行还有各种节气风俗人情，是紧贴中国乡土的，陈忠实必定有一颗农民的老灵魂，才能写得这么瓷实。它绝对当得起民族精神秘史这一评价。白鹿两家较着的那股劲，归纳于家族情仇都太浮浅太刻板了，那就是乡村的内在魂魄，是一股绵延不散的气。对比之下，我觉得路遥、贾平凹写乡村都是有点飘的。我一面听《白鹿原》，一面想到了小时候在村子里经历的很多东西，突然间又对它们有了重新的解读。
最后就是《原谅我红尘颠倒》，跟《红楼梦》《金瓶梅》有一点相通，写红尘铺排细腻贴皮贴骨，最后收缩到悲凉，红尘终要落地。我不会因为它是一部畅销书，就拒绝把它归入经典。经典化需要一个过程，要打破门户偏见。
记者：对于现在喜欢写作的青年，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李美皆：写作是一件特别需要在黑暗中摸索的事，有时候甚至必须经历一些困顿拧巴，才能渐渐悟出自己的写作之道。所以，写作真的很难凭借什么建议而登高望远的。有时候写作需要等，等待自己心气成熟，等待自己有了足够的阅历和悟性，等待表达成为一种从容的瓜熟蒂落或不可遏制的抒发。
如果你准备去写小说，就要积攒细节，积攒这种耗材。在小说当中，你刚去读的时候，尤其是第一遍读的时候，很有可能追着故事走。对于作家来说故事并不难，写故事编故事并不难，难的就是那些细节。没有这些细节，人物怎么能成为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他站在这里，如果他就是解剖式的那种骨架，你会很排斥，你怎样让他有血有肉，有皮有骨，还有头发有毛孔什么的，这都是细节。要注重细节，无论是大作家还是小作家，细节是一个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的问题。不去积攒这些细节，没有这些耗材，就像打印一样，你有打印机，但是没有耗材，你是打印不了的。
作家宏大的思想叙述出来，再怎么饱满，如果没有细节的支撑，它是单薄的，它是不成立的。当我有一天发现了细节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找到了写作的门径。之前觉得我的思想有多么深刻，我的设想有多么精巧等等，没有细节，这一切都无从实现，都成立不了。
我积累了很多生活的耗材，生活当中很多的细节，随时想起来，我会记在我的手机里。实际上，对一个写作者来说，细节大量的积累是最重要的。积累，首先得有观察，观察到了你才会去抓住它，然后把它有机地成为小说当中的一部分，然后让这个小说有血有肉地推进下去，这是无比重要的。
谁都年轻过，谁都是从小爬虫开始的，大概没有多少人的写作因为别人的建议而改变过，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听建议。所以，我很不愿意给建议。如果一定要建议，那我就建议有志于写作的青年，不要先把自己限定在写作这件事上吧。生活的脚步不能停，先去生活，边走边看边想，有一天也许就可以不那么费力地写了。靠写作去生活是很难的，而生活本体可能就是写作的一部分，生活比写作重要。
制图 孙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