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慧贞
父亲去世不久，有几位亲友探听他那些书的去向。我知道，这些打探书的下落的人，有的想要他那些评书小说，有的想要那些《易经》方面的书，还有的，对父亲几套老版本的明清小说有兴趣。
他们爱听他讲话，试图搜寻父亲的旧书，借以重温与他酒茶斟酌间的交谈。他们一定记得父亲聊天讲古时额头凝注的表情和眼里闪现的光。那不是普通的讲述。多少个夜晚，他们围绕在我父亲身边，从他的讲述中感受三国烽烟与屋子里众人吐出的香烟交缠升腾，从父亲活灵活现的演讲中想象出封神榜人物的奇形怪状。甚至他们中几个父亲忠实的听众，还跟着父亲学会了评书口技中一些简单的技巧：“库克，库克——库克，库克……”声音渐弱，是一骑人马渐行渐远；声音渐强，是人马迫近；“噔令令”，是手起刀落的声音……自从有一次，父亲讲了一段《杨香武三盗九龙杯》，有几个听众就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来我家，缠着父亲再给他们讲一次。全村第一台收录机，也是拿到我家试用，录下我父亲的一段评书。
他的这些本事是年轻时拜在评书艺人李增寿名下，不论三九三伏苦练下的；也是老东河旧书摊上，用冻僵的手指一页页翻出来的；更是在自家昏暗灯下，将大部头章回体小说背了一遍又一遍，抄写默写点评，嚼碎了咽进肚里，又反刍成自己的骨血养出来的。
父亲中年以后，对佛教道家经典多有涉猎，如同他的很多朋友恭维的那样，尤其对易学，颇有心得。家中存有很多《易经》注释等周边书籍。他把这些东西学得融会贯通，说起来头头是道，又吸引了诸多同好者，其中还不乏一些研究者。在他众多狂热的追随者之外，是我超出自身年龄的理性审视和冷静疏离。
那时候我们住在村里，傍晚，父亲常常提着黑皮包从东河回来，皮包夹层里总是掖着一本新书。东河区的各大书摊、书店父亲都轻车熟路，他挣的钱还没有焐热，就落入书摊老板们的钱袋。
我们姐妹三人先后认字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把我们领到书摊、书店去挑选书。书和酒，在他的消费中占有极大的比例。他的那些书先是盘踞在大衣柜顶层，随着数量越来越多，后来书脊挨着书脊，封面挤着封面，开始向外扩张领地，突破大衣柜后，西房的写字台成了它们新的地盘，就连西房的床底下也整整齐齐地码着书。他告诫全家人谁也不要动他的书，却对每个前来借阅的村民慷慨得很。
父亲曾经惋惜地提起借出去的书要不回来，听得我们又生气又无奈。《聊斋志异》和《封神榜》，版本还挺老的，借给他的酒友兼聊友郭某。时间长了之后，他问郭某书看完了没有，郭某却拒不承认他借过我家书。不知父亲什么时候存下半套《康熙字典》，民国时期版本，虽然封面破损，但他用塑料布精心包裹着。我表姐是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人人夸赞，父亲更是对她欣赏得不得了。表姐放暑假，来我家找我父亲，说班里有个同学爱好文字研究，问父亲有没有相关文字资料，借去看一看。父亲就踩着凳子取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那几本《康熙字典》，表姐惊喜地说：“就是这种！”说好给同学看看，她下次放假就还回来。结果再无音信，书一去不回。
多年之后，我很想埋怨父亲几句，想想又算了，命该如此。我们与父亲间的遗憾，何止是书事这一个方面。平房拆迁时，他把书一下子都堆在我面前，给我一个措手不及，我半怀愧疚半怀认命地把他大部分书处理掉，成为几年来一再泛起的心病。
时光不能倒流，生活还在继续，那些憾事终归只是憾事。
跟朋友闲谈，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父亲买回新书心血来潮也会给我们讲讲，还一度在我睡前，于我枕畔耳边读唐诗，他念一句我跟读一句，我还没认字，根本不知道读的是什么，以后偶尔语文课上会对某些诗句产生隐约的熟悉感。朋友说，你这些年不就用上了吗？这是你父亲给你的幸运。举起杯，我用喝茶掩饰了眼里即将滚落的泪滴。